影片《我的1919》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如果说，

《我的1919》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和会事件为题材的。在这次会议上，西方列强强迫作为战胜国一方的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战后条约，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当然远远不止是举起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旗，而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使国人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文明古国，由于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落伍，已经濒临被“开出球籍”（鲁迅语）的绝境。因而现代化成为了五四精神最核心的关键词。在当时，现代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批判性反省和革命性改造，而且也在于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开放性“拿来”和几乎“全盘”吸收。这一历史性的阶段，对于这以后中国的百年历史，应该说都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而拍摄在1999年的《我的1919》，叙述故事的年代与事件产生的年代相距已经整整80年，事件的当时性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讲述故事的年代注定了对故事的讲述。所以，影片尽管所塑造的主要“正面形象”顾维钧、肖克俭等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故事的环境也在法国巴黎，但“五四”前后，以国家的现代化为背景的中西文化冲突，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省，“五四”运动那种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精神在影片中都很少被感受到，影片整个叙事结构是以西方国家对中华民族肆无忌惮的欺辱和中国人对这种屈辱的义正词严的抗争为基本叙述框架的。影片极力渲染和烘托一种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绪，很少关注西方各国为什么能够如此无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数万万人的民族利益；更很难回答既然中国从官到民、从内到外，从陆征祥这样的高官到顾维钧这样的青年外交家，从肖克俭这样的热血青年到梅这样的巾帼志士，如此众多的仁人志士为什么还是让中国如此任人宰割。显然，这部影片并不想讲述一个让人“温故而知新”的历史故事，而是叙述了一个塑造民族凝聚力的现实故事，影片用一种封闭的叙事策略回避了历史所留给人们的“症候群”疑问，甚至和当年的电影《甲午海战》、电视剧《北洋水师》等相比似乎都更加强化了历史意识和理性精神，而强化了其抗外、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影片将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当时的民族自我反省的革命性实践精神转化为现在的对西方霸权所产生的民族反感。应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艺术的需要，毋宁说是时代的需要。

与此密切联系，《我的1919》理所当然地将在中国历史上那样一个沉痛而绝望的“中国不可以说不“的事件叙述成为了一个激烈而悲壮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故事。于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与西方各国代表团成员的冲突、较量便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抗的代表。影片可以塑造了代表政府力量的顾维钧和代表民间力量的肖克俭这两个“民族英雄”形象，刻意塑造了他们的勇敢、智慧、民族精神、爱国情操。在整个故事中，影片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顾维钧在和会上如何以一块怀表怒嘲日本代表，如何以其东方人的魅力赢得了两位法国女性的热爱；同时影片也渲染了民间青年如何壮志酬国、慷慨赴死，而国家、民族在这场国际大游戏中的失败，甚至被排斥在游戏规则意外的屈辱，在影片中却被弱化了、淡化了，甚至回避了。尽管影片中的几乎所有胜利都仅仅体现于唇枪舌剑，尽管中国最后还是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出卖，尽管影片也没采用大团圆的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两位法国女性对顾维钧的一往情深，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已经将一段悲怆的民族屈辱的悲剧历史几乎改写成了一个昂扬的民族英雄的正剧故事，影片的高潮，并不是欺侮中国的巴黎和约的形成，而是顾维钧的拒绝签字。影片用他所说的“我很失望，我很愤怒”掩饰了外交的失败和民族的屈辱。影片最后出现了一行赫然醒目的字母：1919年6月28日，中国终于第一次向列强说“不”！这一符号与1999年出品的另一部影片《横空出世》中的一个段落可以说异曲同工。李雪健扮演的人民解放军少将，在对观众控诉美国帝国主义用各种现代战争武器欺负和威胁中国后，愤怒地说：“No，去你妈的美国！”这种不约而同当然会使我们产生对《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妖魔化中国》等等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的互本文联想，也会产生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反美情绪的指涉性联系。

显然，无论是对西方国家帝国主义形象的塑造或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化，这些影片都努力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弱势民族与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二元对立的现实格局，从而通过对民族认同来塑造民众共同的社群利益、社群联系，在转换人们对现实的体认方式的同时也提供一种共享的集体情感。

在《我的1919》中，进入西方人视野中的英雄是一位男性。当然，这是一个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精通外语的中国人，这是他获得西方接纳的前提。影片极力地展示了他的个人（而不是国族）才华和魅力，他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精英。因而影片表现了他如何以能言善辩征服了西方人，特别是征服了两位法国房东让娜母女。尽管这两位法国女性已经是破落到甚至食不果腹的贵族后裔，顾维钧用官银施舍这两位西方女人，不仅从叙事上将中国从被施舍者改变成了施舍者的国家形象，而且也为顾维钧所代表的国家、民族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优越奠定了基础。虽然影片中两位法国女人对顾维钧的认同、甚至爱，以及最后的法国美人鸣枪拯救中国英雄的情节都多少缺乏细节的真实性和情感的丰富性，与其他影片中那些中国女性征服西方男性的故事相比，甚至都更显苍白、贫乏和矫情，但是，这一叙事的虚构恰恰是影片保持国族尊严的必然策略。因而，从《我的1919》这一将政治失败置换为爱情胜利的故事中，我们阅读到的正是中国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想像，这一想像不仅通过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形象的塑造突出了内部团结、自我发展的国家民族意志，同时也通过中西爱情故事强化了人民的民族自信与民族认同。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影片在风格上民族情绪往往湮没了历史理性，在人物塑造上集体情感远远大于人格个性，在审美效果上煽情渲染常常超过了灵魂触动。应该说，将被屈辱的故事改写为拒绝欺侮的故事，将中国几乎没有资格说“不”的故事改写为可以说“不”的故事，《我的1919》的虚构策略并不偶然，它通过国族想像努力融合国家意识与民众心理，演绎了一出凝聚民众同甘共苦、一致对外的耐人寻味的现实戏剧。

《我的1919》在制作上的精良，场景氛围营造上的细腻，光雕色调上的造型感，甚至表演上的激情投入应该说都使影片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故事，似乎它显得多少缺乏历史本身的厚重，也缺乏穿越这段厚重历史本身的理性力量。它是一部融入了许多现实规定和现实情景而虚构出来的一部主流情节剧。1919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舞台，演出的更像是1999年那种慷慨激昂的国族想像。

编辑：邓京荆 肖冠男 来源：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