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印书馆主楼，张元济、蔡元培、陈云、茅盾、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等一批与该馆有着历史渊源的杰出人物的图片映入眼帘，已有112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曾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长久伏流时期，商务印书馆曾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其以学制变革为契机，大规模组织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以及各种辅助读物；另一方面，又在“学问饥荒”的年代 组织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人文科学著作，普及传播各种新知新学。在这个文化重镇中，云集着众多精英，其巨大的文化辐射能力，使新文化运动真正走向了社会。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涛。他直言：“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启了中国社会基本制度的转型，而‘五四’运动则带来了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型，加快了中国人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起点。”

在王涛看来，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现代中国，已到了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更需秉承着五四运动追求民主、追求科学、追求进步的精神，把握好历史的方向感。

历史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

“所谓历史转型，是指这段历史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横空出世，其之前和之后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转型之后开启的新历史阶段与此前的历史相比较，其基本制度类型、民众的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甚至服饰等等都会发生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在王涛看来，中国的历史转型，其基本的历史方向感，就是由愚昧走向文明，由专制走向民主，由落后走向进步。

谈及五四运动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但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还不能说已经进入历史的转型期。因为那时，中国人仍是臣民，推翻了清朝皇帝，却还要找一个封建皇帝出来，所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这样的事件才会周而复始，接踵而至。历史转型，包括基本社会制度的转型，但更重要的还是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型，即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

而五四运动倡扬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正是人的思想开始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其所弘扬的“科学”、“民主”的精神是中国数千年来人文学术武库从未有过的。此前的洋务运动仅仅是器物上的革故，并未深入到精神和思想层面。而五四运动则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使中国真正开始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嬗变，从愚昧社会向文明社会提升，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进步。因此，王涛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五四运动时，人们在思想领域爆发出的活力，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新习俗的精神，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华民族应始终保持这种面对新知识、面对民主、面对科学如饥似渴的心态。

回顾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王涛认为，在这90年中，真正能够称得上具有历史转型意义的历史时段，是1978年至今的30年。反思过去的90年，中华民族在历史转型中走过弯路，也出现过重大曲折和倒退，如发生过内战、内乱，从1957年到1976年曾陷入了长达20年的动乱和“乱动”。其原因正是因为丧失了五四人对科学、民主和进步的那种执著和虔诚。

而改革开放30年来则继承和发扬了五四精神，这30年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已经呈现进入了历史转型期的“端倪”。用“端倪”这个词，是因为在王涛看来，因为中国今天仍处于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会仍是可进、可退，可左、可右。

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20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实现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果到2020年，中国不能紧紧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实现转型，不能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更加民主、更加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从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出局，而这一次出局，则很难获得重返的机遇。

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为“文革”，我们曾自动从国际竞争舞台上退出，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重返了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舞台，这一次能够重返是因为当时尚未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还留下重返的空间。王涛坦言，如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如果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要整体退出综合国力的竞争舞台，那么将再也没有重返的可能性，因为其留下的空间会被其他国家和民族迅速占据。因此，本世纪头20年也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