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路途中徘徊

与张艺谋同执第五代大旗的还有陈凯歌。4岁那年，他被自己的父亲著名导演陈怀皑领进了电影《祝福》的摄影棚，从此开始和电影结缘。从《黄土地》开始，他的创作也硕果累累：《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边走边唱》（1993）、《霸王别姬》（1993）《荆轲刺秦王》（1998）。

在80年代的一次研讨会上，陈怀皑的《双雄会》和陈凯歌的《黄土地》一同放映，展示了两代人不同的艺术追求，这个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陈凯歌的追求与同代人有鲜明的区别，极端的电影构图、深刻的哲理探讨、近乎呆滞的节奏都分明叙说着一个“电影哲人”的严肃和执著，这在第五代中是无人可以比肩的。惟其如此，在一部关于第五代的专题片中，把叙述陈凯歌的一节命名为“不胜孤独”。孤独，源于深重的忧患，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见，是时代铸造了一个深刻的灵魂。

从《霸王别姬》开始，陈凯歌的影片与以往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部电影中有两个舞台，一是京剧舞台，在上边，段小楼和程蝶衣从民初经历北阀到抗战再到解放军进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都在表演中国京剧的名篇《霸王别姬》，在不同的时代讲述相同的生离死别的古老故事；另一个舞台则是广阔的社会生活，变动的政权和生生死死的人群构成历史轰轰烈烈的场景。在前一个舞台上，纠合着戏剧中的两性（霸王和虞姬）和现实中的两性（小楼与菊仙、小楼与蝶衣）的矛盾，并且至情至性的蝶衣把舞台上的戏剧搬演到生活中来了；在后一个舞台上则是历史的变迁，它构成了我们所听到、看到的历史。两个舞台对照，个人命运在历史潮流中的作用便产生了别样的意义：对于历史，又能说些什么？

实际上，《霸王别姬》也在试图尝试一条商业化的道路，这是第五代在《红高粱》之后所面临的历史考验。对艺术完美的绝对追求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没有避免《黄土地》、《晚钟》、《孩子王》“曲高和寡”的尴尬。第五代出现时，是在投资和发行都由国家计划控制的环境中的创作，正是这样使他们在80年代末商品大潮来临时，暂时出现低迷的状态。突围开始了，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田壮壮的《大太监李莲英》、周晓文的《最后的疯狂》、《疯狂的代价》、吴子牛的《大磨坊》、黄建新的《五魁》等都是这场历史表演的产物。

在《霸王别姬》中，京剧是国人熟悉的传统艺术，那高度简约化和抽象化的动作、那宛转多样的唱腔，使人们愿意接受发生在“英雄美人”故事中的“戏子”故事，此其一；在第五代的作品中正面表现“文革”，利用人们对政治禁忌的好奇，此其二；畸形的同性关系和“戏子、婊子”的爱情，构成了故事的奇观，此其三。凡此种种，实际上是商业影片所需要的因素和程式，第五代在转变着。陈凯歌也在转变，在《霸王别姬》之后，他导演了《荆轲刺秦王》，重回历史，演绎爱情故事，他仍然在自己的路上。

中国式的黑色幽默

虽然黄建新也是第五代导演，但是他的作品在整体风格上与第五代模式又迥然不同，这似乎也可以说明一个事实：第五代是以反叛旧的电影语言和模式而集结在一起的，被命名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在同一时期拍片，对电影界和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他们自己而言，个人的机遇、禀赋、对社会的认识以及表达的能力却制约着他们，使艺术追求大异其趣。

黄建新创作的作品有《黑炮事件》（1985）、《错位》（1986）、《轮回》（1988）、《站直了，别趴下》（1992）、《五魁》（1993）、《背靠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6）、《埋伏》（1997）等。除了《五魁》之外，黄建新所有的创作都是以城市的生活为反映对象，这与第五代向“乡土”和“宅院”索求文化的根底迥然不同。

《黑炮事件》出现在《黄土地》和《红高粱》之间，以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表达政治体制对人的迫害；《错位》则把这种人的异化直接呈现为“机器人”与人的对立和对人的权利的剥夺；《轮回》拍摄于商品大潮来临的时候，把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和现代人的精神漂移联系起来。这些前期作品看起来是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适应的，但是，更多的则是悬浮在空中的精神独白。

后期的黄建新，《站直了，别趴下》奠定了后来几年创作的基调：把镜头对准“小人物”，展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尴尬状态，态度是那么冷峻，可从影片中渗透出的生活气息是浓厚的，对城市和普通市民心态的把握是准确的。个体户张勇武和刘干部的小女儿关系很好，请她吃饭、和她聊天，但是被刘干部视为不正经。张于是在杂院里，坐在椅子上骂街，骂累了，就拿起水杯喝口水，让人报之以轻微的嘲讽和善意的理解。这种贴近生活的写实性场景，在《背靠背，脸对脸》中得到了更好的表现。为了争得一个郊区县文化馆“正科级”的馆长职务，剧中人物王双立机关算尽但最后还是人算不如“天”算，落到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在市委组织的民意测验中，他投了自己一票，遭到上级领导的批评；把土里土气的老马挤走，自己注目已久的馆长位置却被秘书占有；把秘书的名声在群众中搞坏以后，出差回来，人家又官复原职……政治是一个旋涡，而王双立的水性却迟迟得不到证明，是水性确实不好，还是旋涡太危险，王双立始终没有搞懂。《背》写尽了小人物奔波的悲哀，不禁让人产生出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在这座破庙里发生的斗争，仅仅是为了一个“馆长”的位置，而人物不得不倾尽全力，普通人所面对的生存困境就这样被不动声色地展示出来。直到《红灯停，绿灯行》，这种生活“原生态”的展示一直在持续着，表明着黄建新生活探索的力度。

现实世界是一个舞台，而每个个人只是这个舞台上不知道脚本的配角演员，不管如何表演，成败都并不取决于自己，也像木偶，我们虽然在尽心尽力地表演但线头却不知道牵在谁的手上——这就是黄建新不动声色地、有时甚至还故意恶作剧的微笑地讲述的当前中国人的故事。这分明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让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