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是一个地方的主人，他们有权对自己所住地方的规划发表看法。但当前我国公众对于当地的城市规划一无所知，往往是自己的房子上被写了一个‘拆’字的时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近日在“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说。

而本报今年8月12日的报道《一份乡镇发展规划的离奇变化》，更是引起专家热议。

从重庆长寿区规划改变说开去

重庆长寿湖镇湖边村的土地，原先以扩建长寿湖中学为名被政府征用，但几年以后，经过土地规划的更改，这里拔地而起的不是中学，而是政府建筑群，以及与之相邻的一排商品房。而长寿湖中学则与小学一起，建在了该镇西南角某处被村民称之为“泄洪区”的地方。

蔡定剑教授认为，这是政府的不自觉。虽说政府大楼也是公共设施，但政府在其中涉及滥用职权的问题。从规划的控制来讲，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应由当地人大批准。但我国现在一般都是人大同意后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所以最后的决定权在政府，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还有知情权的问题，我国公民对于当地的城市规划往往一无所知。2008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城乡规划法》，首次使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了法律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得到确认。但是，法律的实施过程还是困难重重。

比如说，公示内容过于简单，很多规划公示只有几张主要的图纸和非常简略的文字介绍，技术指标没有解释，公众无法深入了解规划的意图。公众教育的匮乏，使得公众对城市规划知识了解甚少，即使把图纸拿给百姓看，也无法使其了解城市规划的实际内容。

从重庆长寿湖镇的案例来看，虽然当地政府对于调整后的规划在网上进行了公示，然而，公示的主要内容是重庆市长寿区长寿湖片区三镇总体规划图，并不能具体看到规划改变的内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规划处处长邢海峰认为，公示时，应在图纸上标明每块土地使用的具体内容，比如那块土地是做什么的，楼层的高度等，同时也需要给出一些技术指标，方便公众咨询。

近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城市建设量。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金晓春指出，2002年7月1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实施后，出让国有土地成为不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建设冲动，征地和拆迁越来越多，由此引起的纠纷不断增加。如重庆的“钉子户”坚守孤岛、武汉鹦鹉花园业主起诉城市规划管理局、媒体质疑张家界观光电梯事件等。

据浙江省政法委调查，最近几年因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城市规划、城市房屋登记管理等引发的矛盾急剧增多，征地、拆迁有时需要警察维持秩序，由此引起的“民告官”案件已占该省行政诉讼案的四分之一。

厦门PX事件：公众参与缺位引发的问题

随着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公众要求参与城市规划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公民诉求而导致的矛盾和纠纷也越来越多，其中最典型的是厦门PX事件。

厦门PX项目是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2005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审查通过环评的“十一五”大型项目。这样一个大型项目即将开工，但是，厦门大学的专家不知情，当地民众也不知情。根据2003年的《环境评价法》，环评报告应该有公众参与的环节，如果公众参与程度太低，或者投票赞成的数字不够，那么，环保局不应该通过该项目的环境评价。但事实上，不但厦门大学的学者们不知道有这个项目及其环评，甚至连当地的居民都少有人知。根据《环境评价法》原本应该提供给公众查询的“环评报告”，成了机密材料。在规划和审批的过程中，厦门市民没有得到参与和了解这个项目的机会。

2008年3月，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政协委员赵玉芬等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的“迁建提案”，指出离居民区仅1．5公里的PX项目存在泄漏或爆炸隐患，厦门百万人口面临危险，建议暂缓PX项目建设，重新选址勘查论证。然而，PX项目的建设进程没有因为这一提案停顿下来。

厦门政府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应，但是，在解释该项目的安全性时，用了一大堆老百姓无法看懂的名词，以致没有说服老百姓。不久，厦门百万人同传短信，号召“散步”，令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面临空前考验。

在民意的推动下，厦门市政府启动公众参与程序，暂时搁置项目，重新进行了规划环评，然后又公开征求意见，特别是进行了两天的开放式座谈会，大量市民代表参与了座谈会。由于超过90％的座谈会代表反对PX项目，政府在专家、大众经过意见表达与汇总以后，最终决定将项目迁建漳州古雷半岛，从而使多方利益博弈达到共赢。

北京大学法学院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通过政治压力和社会影响来间接影响地方社会决策，虽然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但这种行动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它始终存在危险：如果政府继续采取对抗的方式，很可能引发暴力事件。但如果在规划开始时就多方征求专家及公众意见，代价可能会更小，事情也会更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