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新分支建立

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不同，简帛学和战国文字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兴起的学科分支。

简帛，即古代用以书写的简牍、帛书。1901年，有外国学者在新疆尼雅一带发现了简牍，开启了这方面研究。后来又有过一系列发现，如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的居延汉简，内容十分丰富。但当时所得的简牍，时代大都属于汉晋，其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文字。只是由于古文字学者兼顾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成为这一学科的组成部分。

以先秦古文字写成的简帛，其发现较晚。1942年，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楚墓遭到盗掘，出土一批盛放在竹笥里的帛书，引起学者的关注，可惜后来流散到美国。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考古发掘中，于五里牌等地的楚墓中发现了竹简，使现代人首次亲见战国简册的原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简帛的发现连续不断，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如1972年的临沂银雀山汉简，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帛书，1974年新的居延汉简，1975年的云梦睡虎地秦简，1983年的江陵张家山汉简，1992年的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的荆门郭店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1996年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2002年的龙山里耶秦简等。对这些新发现的简帛，有众多学者进行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简帛的内容有书籍与文书之分，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彼此不同，近年来简帛学又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恐怕不久就会成为两个分支了。

战国文字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分支，比简帛学更迟一些。与殷商文字主要是甲骨文、西周春秋文字主要是金文不一样，战国文字散见于金文、陶文、玺印、货币、简帛、石刻等项，很难做综合考察。早在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曾将这一时期的文字区分为东土(六国)和西土(秦)，特别指出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乃是当时的“通行文字”，但他未能做具体研究。后来，唐兰有编著《六国文字研究》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因为研究的欠缺，1933年寿县李三孤堆楚墓发现的大量金文，以及上面提到过的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都在很长时间不能正确释读。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有论著将各种战国文字材料集中起来，依《说文》“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之说，划分为三晋、燕、齐、楚、秦五系，给这个学科分支的建立开拓了道路。

战国文字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步非常快。在历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会议上，这个分支的论文越来越多。1989年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2003年有订补本)和2001年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的出版，可以作为这个学科分支成熟的标志。

古文字演变系谱贯通

中国的古文字，从殷商到西周，各地本来是统一的。春秋时王朝衰弱，诸侯主政，国家趋向分裂，文字开始有东土、西土的分别，到战国时各国的差异更甚。秦代统一文字，是以秦文字为标准。汉以下的文字都由此而生，东土六国各系文字于是废弃。实际上，和商周文字更接近的不是秦文字，而是六国文字。战国文字研究的进步，使古文字演变的系谱完整贯通了，有着重要意义。

在东土六国文字中，楚文字研究取得的成绩最大。这是由于楚国具有特殊的地下自然条件，又有非常良好的墓葬制度，使得在其他地方大都朽坏消失的古文字文物得以保存。楚文字文物品种众多，最有价值的是竹简、帛书，所以楚国简帛是简帛学和战国文字研究两个分支的交叉点，成为近年来古文字学的热门课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楚简的讨论研究已经出现了几次热潮。第一次是在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以后，在国内和美国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中心是这批楚简中的《老子》。第二次是在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开始出版后，其间的《孔子诗论》成为讨论的重点。后来，上博简继续公布，研究者的热情也持久不衰。最近，学者的目光又集中到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战国竹简上来。清华简和郭店简、上博简一样都是书籍，但书的性质不同，后者主要是儒道两家的著作，清华简则多为经史一类典籍，包括《尚书》及近似《纪年》的史书。这几批竹简书籍由于文长字多，有的还有今本可资对照，在古文字考释上有其特殊的便利。从许多文字的释读出发，每每可以上溯殷周，解决甲骨文、金文等久悬不决的难题，使我们对古文字的演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最后，还想附带说一下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通过殷墟甲骨文可以看到，商代的文字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系统，不难想象在其以前存在过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近年在各地已经发现许多年代早于殷墟的符号，有的是文字，有的只是符号，但很可能与文字有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方面的研究会进一步深入，从而揭示中国文字究竟是怎样萌生形成的。有关研究或许会成为古文字学的又一个新分支。

编辑：宁波 来源：人民日报（李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