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穷得准备出门讨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农民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赋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

这种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一年后就给小岗村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79年秋收时，他们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还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让“大包干”如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国农村大地燃烧起来。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齐保东已经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年夏收后的一天，他提着涂料桶，在前楼大队的后墙上，写下了“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标语。

前楼大队的大队长召集全队村民开会，传达上面的政策，问有没有人不愿意单干。“没有一户表示反对，老百姓都愿意自己干自己的。”当时身为前楼大队会计的齐保东说。

“单干”意味着“分田”。按照人头平均，贾清杰一家7口，共分到了9亩多地。

承包之前集体劳动时，每天早上都有人拿着哨子吹，通知大家该上工了。可有时候连吹两三遍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出来。承包到户后，根本不用你吹哨子，许多人家天不亮就下到田里拔草施肥了，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追肥、除草别提多上心了。

那个时期，农村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当年贾清杰家的9亩小麦产粮3000多斤，除去上缴给国家的900多斤外，还存留2000多斤，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贾清杰说，除了上缴的粮食和留足的口粮外，剩余的粮食可以卖给粮管所，用换来的钱购买生活用品和化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土地政策的转变，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刷了40多年标语的齐保东认为，在他几十年刷写的所有墙头标语中，普及面最广、保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数计划生育类的标语。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很快这句标语就上了墙。

齐保东至今仍记得，当年他在灌涨镇杨岗村刷这个标语时，一名中年妇女拉住他问：“我说同志，只生一个好，好在哪里呢？”当时他不知如何作答。

墙头的计生标语就像晴雨表，反映着我国人口政策的变化。

按照农村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当时已经有4个女儿的贾清杰一直想要个男孩儿。1982年秋，老贾终于盼来了儿子。

而后不久，乡里就号召男人去结扎，老贾是村里第一个报名的。“第一批就10个人，去结扎那天，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乡里开着汽车把我接到县医院，结扎完后又开车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回家后村里的干部还上门慰问，光荣着呢！”

据老贾回忆，之后不到半年，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严起来了。一些看起来很吓人的标语开始出现在村里的墙上。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一胎保，二胎堵，三胎抓。”……

一些没有得到儿子的人家就开始偷生、跑生。而后，更为严厉的标语被涂上了墙。

“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死了就埋。”

和计划生育标语几乎同一时间段出现在墙上的，还有“严打”标语。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与这一政策直接相呼应，内乡县几乎村村墙上都涂上了“从重从快打击偷盗抢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墙头标语。

“在村里偷狗偷羊的人都被拉到县里的审判大会上公开批捕了，严是严了点，但农村的社会治安和风气的确变好了很多。”齐保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