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时任湖南省泸溪县县委书记的董清云在中央党校接受培训后，调任省交通厅副厅长。同期，湖南直接提拔了14名县(市、区)委书记到省直厅局担任领导职务。

就地提高级别也是一项重要的激励措施。2006年起，广东、江苏等省开始提高县委书记级别，出现副、正厅级别的县委书记，市委常委兼任县委书记等。

此次中组部《规定》中，对县委书记可提拔为上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并继续兼任县委书记的举措也加以明确。

省直管县尝试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认为，激励、监督手段难以解决县域面临的问题，要改变基层矛盾、政令不畅等问题，必须直面制度改革。

1982年开始推行的“市管县”体制，打破了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及部分行政部门垂直管理后，县域的部分权力被上收到地级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个别地方发生过上级官员通过控制人事权，频繁调动县委书记以实现其目标的先例。中组部已发布多个文件强调县委书记的任期稳定，并要求省(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每年向中组部报告县委书记调整情况。

在《规定》发布前，有半数的省区已恢复省级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

“目前省管基层组织工作只涉及人事任命权，其他日常事务还是由地级市管理。”杨子晚认为，“往后实现省直管县，与地市级平行可能是解决县级困境的一个方向。”

财政部《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将于2012年底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实现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工作。

“只谈论财政‘市刮县’，以后会不会出现‘省刮县’？到2012年，省管县财政在全国大范围铺开，省级能不能管得过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省直管财政离省直管县还有较大距离，扩权强县涉及更多职权划分。

作为试点省份，浙江省自1992年起，对13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扩权，2009年开始全面扩权强县改革。

浙江义乌，被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其书记与市长属省直管干部。2006年11月，浙江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与地级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曾向媒体透露，一个地级市具有大小权力1000余项，义乌已有618项。

毛寿龙说，“扩权强县涉及财政、土地管理、城市发展权限、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几百项权限，或许是向县域自治走出了一步。”

有待进一步改革

“省管书记，省管财政，谁管都不是问题。如果只是停留在省市县三者的职权关系，停留在先拿走多少，再放回多少的思路，难以解决问题。”于建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省直管县，只是解决治理层级和规模问题，而体制性的突破，是解决政治权力来源问题。”

“县域治理需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一整套干部管理制度。”于建嵘说，“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需要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

县级领导干部回避制是当前中国重要的人事组织制度。湖南泸溪县委组织部官员杨子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的状况是，县委书记从上往下派的多，从下往上提的少。“提拔的干部也是异地为官，做到了县委副书记、县长的位置，可能会被调到其他县升任县委书记。”

于建嵘认为，县级应当由间接选举向公开直接选举发展，构建真正的基层自治体制。通过重新确立县级政权和县级领导人的政治定位，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提出需要党内选拔和民主选举相结合，他撰文提出，基层官员不需要对中央政府直接负责，使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开始边缘化。

因而他认为，一个可行的办法是首先建立县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中国有2000多个县，几千个县委书记和县长，中央政府应该像黄埔军校那样，不断地培训他们。中央已开始这么做了。”

除加强现任县委书记的培训，中组部提出建立新任县委书记任职培训制度，由中组部统筹组织实施，在中央党校等国家级培训机构进行。今后，新任县委书记的任职培训要在任职1年内完成。

编辑：肖亭　肖冠男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