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23日评论版头条：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G20财长会议在英国召开，其“成果”将成为本月下旬匹兹堡峰会的“主要议题”。而围绕新时期的“国际金融权力”，日美欧明争暗斗，传统矛盾日渐浮出水面，“全球资本的政治博弈”也许会更加激烈。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矛盾不少。早在今年6月初，美国奥巴马总统就抢先于欧日提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强调宏观金融系统稳定，赋予央行一元化监管大权。对此，欧盟紧随，积极构建覆盖欧盟整个区域的央行监管体制，试图利用区域优势，与美国一争高低。而一向坚持政府主导的日本，则舍不得放弃政府监管主导权，强调维持金融行政与金融政策“各自独立”，维护现行的监管体制。实际上，美国的央行一元化监管，不仅打破了原来的银行、证券、保险分别监管的体制，同时也将构建央行与财政部的协调监管体制，以维护美元的绝对权威。

而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一方面仿照欧美模式修改央行法，赋予了“央行独立性”；另一方面，将原来由大藏省主管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政管理部门分离出去，创建了“金融厅”，搞独立的“金融行政”；同时，维持“证券监督委员会”地位，并保留着“民间主导”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协会的多重监督体制。在此，如果日本跟随美欧执行央行一元化监管，将不得不推翻刚刚完成的“金融改革”，其工程之大自不必说，也必将面临复杂难缠的政治牵制，由此将无法获得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权。

围绕资本充足率的较量难休。面对新一轮G20财长会议和G20峰会，近期，美欧相继提出增强金融机构自有资本比率的提案，主张修改“巴塞尔协定”，提高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由现行的8%提到12%。理由是，金融危机暴露了各国金融机构资本不足的弊病。特别是，次贷危机后，美国的贝尔斯登、国际集团等要求政府资金援助，乃至雷曼倒闭，就反映了这种资本不足的危害性。

而在日本看来，金融危机后，美欧相继对大型金融机构注入了政府资金，资本充足率的提升体现了“政府资本”的增加。而日本金融机构一方面在危机后积极展开全球并购，蚕食了资本，呈现“自有资本稀薄化”倾向；另一方面，政府并未在危机后对银行增资，在“政府资本”上明显处于劣势。若新增“政府出资”，需国会审议，而眼下政权交接，其难度可想而知。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日本金融机构历来依赖“低成本”打天下，提升资本充足率，则意味着竞争力下降。同时，在现行体制下，日本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包含近45%的“股票收益”，严重依赖股市动向，而日本经济低迷不振，股市翻身并不容易。如何提升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将是考验日本金融能力的难题。为此，日本的央行、政府官员都反对欧美提案，日美欧金融矛盾日趋表面化。

国际货币基金出资比例斗争表面化。在本次财长会议前，金砖四国先行召开了“G4财长会议”，主张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出资比例，确保与GDP相当的发言权。对此，美国财长盖特纳一改姿态，先于欧日列席了金砖四国财长会，表示支持新兴国获得相应的权利，同时主张欧盟应放出部分权重分配给新兴国。欧盟坚决反对。围绕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美欧矛盾骤然浮出水面。

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美国管理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道具。战后60余年，美国掌控着IMF的绝对发言权，如今，为何突然要给中国等新兴国更多的发言权，其背后的考虑并不那么简单。

事实上，1945年IMF成立当初，为了有效控制IMF，确保主导权，美国规定了两个原则。第一，关于IMF的重大决策，如IMF体制改革，必须有85%以上的表决权数赞同；第二，美国占据17%的表决权数。依据这两条，只要美国投反对票，就表示17%反对，那么即使其他成员国全员同意，也无法保证85%以上的赞同。这事实上等于赋予了美国一票否决权。美国利用“股份公司的相对多数原理”，事实上掌控了IMF的实质权力。

但是，当前欧盟启动，欧元诞生，欧洲各国在IMF的现实出资比例合计上升至19.458%，超过了美国的“单独控股比例”，且随着欧盟的扩大，有望突破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合计比例(20.386%)。

显然，对美国而言，当前紧迫且重要的任务是，必须尽早降低欧盟比例，维持“美系股权的相对多数”。而其手段莫过于迫使欧洲让出权力，提高新兴国比例。按股份公司的相对多数原理，只要美国确保“美系股权的相对多数”，即可维护其控股权。

冷战后，随着意识形态不再是划分世界的“标识”，美国开始用经典的金融术语“利益攸关者”承认中国的现实地位，将中国视为一支潜在的、可利用的平衡力量。这或许是美国的出发点。

问题是，美国能不能真正按照“国力原则”，切实给中国分配“出资比例”，并提高相应的表决权，提供与出资比例相匹配的融资额度。显然，“全球资本的政治博弈”才刚刚拉开帷幕。（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刘军红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