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17日言论文章：按理说，与近代西欧诸国的“战国伐谋”时代相比，东亚各国历史上没有太多恩怨情仇，因为古代东方国际关系是一种朝贡体系。但现实是，从近代至今，东亚各国间的战略信任一直是难得的“珍稀产品”。近期诸多事端，比如南海领土争端纷起，中日龃龉不断，在南亚，中印边界谈判也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无不体现东亚战略信任较低的特点。概言之，东亚各国战略信任不足，是东亚地区热点层出不穷，各种矛盾剪不断、理还乱困境的根本原因。

东亚安全为何缺少信任？

让我们把眼光转向西方，西欧各国曾经战事不断，世界大战的惨状也记忆犹新。但如今，法德大国言和，欧洲联合深入，西欧似乎走向“欧洲联邦”的康庄大道。1975年，欧安会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见证了欧洲合作安全与信任建设的成效。欧洲各国战略信任的达成，与法德大国的和解息息相关，同时也与西方的理性契约精神一脉相承。这就是通过契约达成制度的信任。反观东亚的现实，恰恰是小国间的战略信任能够形成，如东南亚联盟各国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呼吁放弃使用武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与小国的积极行动相比，东亚大国间的竞争与猜忌却是常态。

虽然东亚国家的文化较为相似，但政治体制、利益诉求与文化认同又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受制于现实和历史因素，东亚战略信任一直是步履为难。首先，东亚文化中理性反思精神的缺乏，为各种历史矛盾的纠结“埋下了伏笔”。诚然，面向未来我们应“忘记过去”。但历史上的战争集体记忆，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东亚安全关系中，信任的达成无疑是痴人说梦。正因为“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关系基础没有解决，东亚国家间再多的经济交往也难以产生政治上的好感。所以“政冷经热”成为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真实写照。

其次，东亚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的“后遗症”。传统上东亚是一种天下世界秩序，在面对西方民族国家秩序的冲击时，天下秩序土崩瓦解，但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带来东亚国家间秩序的和谐。反而，伴随着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利益冲突、领土纠纷，东亚各国在战略层面并没有步入“现代化”。由此，东亚国家都难以把握相互的战略意图。而且，在如今迈向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集体赛跑过程中，各国都处于转型发展时期，对于处于相同地位的邻国自然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甚至是敌意。

第三，共有历史使命和任务的缺失。东亚文明的复兴，并没有成为东亚各国关系的粘结剂，反而，在这场缺乏一致性理解的、较为笼统的“历史使命”中，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别。应该说，一方面东亚区域层面并没有让所有国家认可的“共同敌人”，相关各国对他国都持有一种警惕之心，甚至是心思各异。作为东亚“第三者”的美国，给东亚安全关系带来的不是宁静，更多的是利益的交织、直至矛盾的激化。

东亚安全信任如何可能？

东亚安全信任如何可能？应当说，这是一项历史性的系统工程。从政治文化软性环境建设来说，只有东亚各国对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持更为包容的态度，这样对于各自的战略意图才能抱有更多希望和自信。所以，去意识形态化，增强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这些工作仍不可或缺。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增加各国战略意图的确定性，这是信任建设的核心环节。战略意图的确定性，只能建立在一定的宣示、透明化措施建设之上。而领导人的互访、军事热线，进而相关安全合作论坛机制、友好合作条约的创设，都能起到一定的“制度保证”作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亦即佳例。这些“制度”能够对相互信任起到道义和情感上的制约效果。

此外，基于东亚区域层面共同任务或共有威胁强化的困难，我们必须放低着眼点，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寻求共同的利益诉求。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各国对利益的诉求不是南辕北辙，甚至是同床异梦，那么东亚区域战略信任的建设是值得努力的。上海合作组织的信任建设成就彰显了这一特点。1990年代末，基于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上海五国”相继签署了大量领土边界条约、军事互信协定。这些开诚布公的行为，有效地增进了五国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改善了地区安全形势。

总而言之，信任更多的是一种关系资源和道德资源，我们既要从西欧借鉴相关经验，以制度契约建设战略信任，同时也要从东方文化出发，从“关系”基础培育信任因素。用中国话语来说，东亚各国如何从“外人”的关系，转化为“自己人”的关系，是战略信任建设的核心所在。（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尹继武 编辑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