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法是“舶来品”。那么中国对于国际法的接纳和国际法在中国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中国对又对国际法制度建设做出了哪些贡献？

薛捍勤：国际法从19世纪中叶进入中国，随后鸦片战争，中国门户被迫打开，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不平等条约、租借地等等（概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遇到的政治现实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非法剥夺22年，无法参与国际法的制定。

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以后，（中国）又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国内法制受影响，也没参与国际法。改革开放之后，对国际法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还是尊重的。在国际关系中强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全方位地参与了国际条约的制定：中国是三百多个多边国际条约的缔约方，双边条约签了两万多个，中国还是一百三十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这种全方位的参与必然需要一批国际法专家、需要国际法的知识。

今天的外交局面已全然不同：例如，中国曾长时间对维和行动持批评态度，而现在不仅参与维和行动，还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维和部队派遣国。中国现在是国际法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

因此，国际法学者肩负着重要使命。若要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国际法便是很重要的方面。

当今全球193个国家，无论大小，都试图通过联合国这个舞台在国际法发展上发声。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应该在国际法的制度建设上发声，提出我们的看法和主张。这不仅对中国本身的发展重要，对世界和平、共同发展也很重要。

美国说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从来都是负责任的。我国对国际法律秩序曾经有批评态度，一方面因为长期被排斥在国际法之外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旧秩序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法上也应积极参与。

中国日报：国际法作为规范国与国关系之法，和普通民众的关系是如何体现的？

薛捍勤：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专业化，例如人权法、环境法、贸易法等，传统包罗万象的国际法体系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另外，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国际法更全球化，像全球贸易、金融、环境、气候变化谈判，都不是单一主权国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各国共同商讨，寻求解决方案。而且，今天国际法的发展和国内法的发展关系越来越联系密切。例如，我国在制定贸易规则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世贸组织的规则；修改刑法时也要参考国际上通行的法律规则——例如最近人大在讨论的刑诉法规则的修改，也是参照了国际法中各国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还有气候变化的谈判对我国“十二•五”计划的制定也有影响。改革开放那一刻开始，我国老百姓其实就在接触国际法。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在国际事务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中，老百姓应该对国际法这个领域有所了解。国际法实际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社区的垃圾回收、太阳能节能等环保措施实际上来自于国际上环境法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