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消除了东西交往的政治障碍，世界经济真正被连为一体。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不管社会制度，发展状况，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之路，跨国公司打破国界生产和经营，以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国际贸易不管从地理分布还是从贸易和投资规模，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和增加。商品由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生产，向不同地区和国家销售，对外贸易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传播手段，如图像的数字化，卫星广播、卫星电视和远程电话系统，远洋电缆和光纤技术，宽频技术以及互联网络技术等，不仅缩短了不同地区和国家间的距离,还提供了生产和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而且带来了信息的全球化。

现代交通工具的广泛使用使短时间长距离旅行成为可能，跨国界人员流动数量与日俱增，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大量增长，难民和政治庇护已经司空见惯，留学生的跨国流动和学习高速增长，旅游成为一个发展快、利润高的产业。

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如社会和政治结构，市民社会的组织形式，爱好和信仰，消费方式，和文化的表达方式等。

一方面，通过国家及其人民之间交换观点、信息、艺术以及其它文化方面的内容来促进相互理解的文化交往日益活跃，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关系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碰撞冲突浮上表层，“文化安全”与经济安全一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益突出。国际文化交往从原来的低政治(low politics)范畴到全球化背景下成为高政治(high-politics)范畴转变。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所有这些变化，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不断受到来自上面和外部的和来自下面和内部的双重压力。社会、政治、经济的延伸超过边界，模糊了国内和国际的界线，从而不断向国家决策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内外’（intermestic）挑战。

全球化也改变着后冷战时期外交的环境、议题、方式和手段，乃至外交的内容和观念。受其影响，外交工作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传统的政治、军事扩展到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一系列新的外交形式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适应这一变化的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广泛地融入国际社会的内容在前面的内容已有论述。但是，中国应对这一环境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也是立体的过程。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提出“大外交”、整体外交或综合外交的概念。指出“外交工作日益成为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领域的一项系统工程”，形成了“总体外交”的“特色”。随着外交议题的增加，内容的丰富，参与决策的部门也不断增多，决策过程也越来越复杂，首脑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等多种外交形式，都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形式。

（来源：中国网 编辑：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