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出席典礼十分可笑

我并非指责持不同观点者，但我始终对给演员颁奖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奥斯卡奖及围绕奥斯卡奖的喧嚣把表演提升到了它不配享有的高度。我前面提到，我爱戴和关注的许多好莱坞电影人对待奥斯卡奖的态度极其严肃，每年世界各地的数十亿观众会观看颁奖典礼，显然，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有许多人非常重视这一奖项。但问题是，他们对它过于认真。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会提前6个月着手准备颁奖典礼时的服饰；如果有获得提名的可能，他们还会开始背诵获奖感言。当他们赢得了奖项，发表领奖感言时，他们做出一副即兴抒怀和由衷感概的样子，可实际上，他们已经连续几个月夜不成寐，每天晚上对着天花板喃喃自语，斟酌到时候该说些什么。

典礼仪式的起源在于好莱坞对自我推销的过度痴迷。在这个行业，人们动辄彼此恭维，相互赞美。连该组织的名称“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也是虚浮不实的夸大。我嘲笑那些把电影看做艺术、把演员看做“艺术家”的人。伦勃朗、贝多芬、莎士比亚和罗丹是艺术家；演员只不过是从事某种行业的蚂蚁罢了，他们辛辛苦苦只为了赚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称之为“电影业”的缘故。

我由于在《教父》（The Godfather）一片中表演获得奥斯卡提名，当时，我觉得去出席典礼似乎是十分可笑的。60年来，电影界一再歪曲和诬蔑美洲印第安人，而此时两百多名印第安人正被围困在翁德第德尼，两相对比，庆祝电影业的辉煌历程似乎是一出荒诞不经的闹剧，然而，我明白，假如我果真获得了奥斯卡奖，那么，我将是破天荒头一次，美洲印第安人可以向600万名观众发表讲话——对于好莱坞多年来对他们的轻侮，这是一点微渺的补偿。于是我请朋友萨奇恩·利特尔·费瑟代表我出席颁奖礼，我为她写了一份发言稿，以我的名义谴责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虐待，声讨种族岐视等一般问题。但是节目的制片人霍华德·科克阻止了她，他巧妙周旋，拒绝让她阅读我的讲话稿。结果，她在巨大的压力下只好代表美洲印第安人即兴讲了几句话，我为她感到骄傲。

我的精神崩溃多次发作

自从我在纽约遭遇到第一次精神崩溃之后，多年来，我时断时续地接受了心理治疗。在我的一生当中，精神崩溃多次发作，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毫无缘由地感到抑郁、焦虑和恐慌。我在心理医生那里浪费了很多金钱，最后终于找到一位能够帮助我的人，即G·L·哈灵顿医生。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帮助过我，虽然我对他的办法始终搞不懂，但是我最终明白，我的问题仍然必须由我自己解决。

除了忍受抑郁、焦虑和恐惧的折磨，在我大半生中，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20多年前，我脾气暴躁，像一枚一触即发的炸弹。直到五六年前，我的脾气有时候还会不由自主地爆发，不过它总是针对男人，有时候矛头直指摄影记者。

在我终于找到自己的良师益友之前，我先后向5位心理医生寻求过帮助。我的心理咨询始于伊利亚·卡赞为我推荐的费洛伊德分析家，后来我又接受过加利福尼亚的几外治疗师，包括贝弗利山的一名医生的治疗，我在贝弗利山的心理医生那里治疗了很多年。我去就诊的时候，他占用大量时间喋喋不休地要求提高诊疗费用。他要求我每周和他见5次面，每次见面之后，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无一例外的是：“我们现在必须停下来，我还有一个客户。”贝弗利山的那位心理医生对病人缺乏真正的洞察力，我在花了很多钱之后才终于明白这一点。现在想想，我是被几张文凭轻易打动了。过了很久我才懂得，一个人仅仅是上过医学院，墙上贴满了学位证书，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优秀的分析师。

几年以后，我找到G·L·哈灵顿医生。我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去找他，我说：“我想把自己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你，请你帮我分析一下。”“噢，别着急，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谈你的问题。”哈灵顿说。可我们始终没有谈起我的心理问题：他用欢声笑语打消了我的恐慌的疑虑。我们会讨论任何事情，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电、飞机、遗传、进化、政治、植物学等，天底下没有我们不谈的话题。我每个星期和他见一次面，每次都盼望着早点儿见到他。他以独特的幽默感教我懂得了怎样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是，哈灵顿教我懂得了怎样原谅自己——原谅他人。（编辑：巴合提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