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斯坦利·科瓦尔斯基恰恰相反

《欲望号街车》已经确定由杰西卡·坦迪扮演女主角布兰奇·杜布瓦，可是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男演员扮演男一号斯坦利·科瓦尔斯基。哈罗德·克备曼向卡赞推荐了我，让我扮演这个角色，可是卡奇（Cadg，卡赞的绰号）和艾琳都觉得我太年轻，艾琳对我尤其缺乏热情。最后，他们决定让田纳西·威廉斯决定男主角的人选。

田纳西在科德角有一幢度假别墅，卡奇建议我去那里拜访他。卡奇借给我20美元，用来买火车票。我在纽约就把钱花光，一文不名了，结果只好搭便车到了普罗文斯敦。到科德角的路程比我预计的要长，我比原定对台词的日期晚了一两天。我找到了田纳西的住处的时候，他向我道歉，因为卫生间的水漫了一地，我自告奋勇给他修理。我对了斯坦利的台词，又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接着他就给卡奇打电话，说他希望让我扮演这个角色。

《欲望号街车》在纽黑文、波士顿和费城试演之后，1947年12月3日在纽约的“埃塞尔·巴里摩尔剧院”正式首演。在纽约的首场演出之后，我们到俄国茶室去看剧评，先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很快，所有的剧评都送到了，人人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大获成功。

有评论家指出，我在塑造愚钝麻木、举止粗暴的斯坦利·科瓦斯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扮演自己；换句话说，表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斯坦利·科瓦尔斯基。其实，我与斯坦利·科瓦尔斯基恰恰相反。我是个生性敏感的人，而他却粗鲁无礼，具有鲜明的兽性本能。在后来的演艺生涯中，我每扮演一个角色之前都会进行大量的研究，但对他我没有做多少研究。他是我凭着想象创造的，想象的基础就是剧本里的台词。我根据田纳西的描述创造了他。

此后我明白了一点；很多角色都是由演员塑造的，尤其在电影当中。如果剧本漏洞百出，演员必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使之变得真实可信。但是如果演员得到了像《欲望号街车》这样的优秀剧作，他就用不着费多少力气。他的任务是不要造成妨碍让角色自己表演下去。

我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惊奇

我拍摄的第五部影片《飞车党》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农场小镇遭到一群摩托车手的恐吓和袭击。影片的拍摄过程是快乐的，但我压根儿没有料到它会产生后来的轰动效应。当T恤衫、牛仔裤和皮夹克一夜之间变成了叛逆象征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出乎意料。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有人问我扮演的角色强尼在反叛什么，强尼反问道：“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我就反叛什么。）然而，参与制片的每个人都不曾想到影片会怂勇或者鼓励年轻人的叛逆。

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人是生性邪恶的，影片《飞车党》所塑造的那一群斯凌弱小者也不例外。我相信，《飞车党》的轰动效应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影片只有79分钟，比照现在的标准是很短的，今天再看，会觉得它过时而老套，我想这部影片未能经受住岁月的考验。但它成了一部带有某种文化内涵的影片，而且，它无疑大大推动了我的职业生涯，虽然这又是一次机缘巧合。我每每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惊奇，这部影片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首先，这部影片是无需演技的。其次，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社会潜藏着被压抑的性欲和其他感受，影片鬼使神差地触动了它的敏感点。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影片之所以引起强列反响，是因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潮流正在地下涌动，几年以后，它像火山爆发一样席卷了美国的大学校园和大街小巷。无论孰对孰错，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我们正处在一个新过渡时期，年轻人开怡怀疑和质问他们的长辈，挑战他们的价值观、道德感和既定的权威体制。我们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一股热浪开始从地下升腾上来。年轻人正在寻找反叛的理由——任何理由。我只是恰好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扮演一个适当角色——我还碰巧对角色怀有适当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