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拉美覆辙难现

2004年8月，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徒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美国读完其先师莫瑞·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后，将美国1920年与当时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并预测，“中国的泡沫破灭将会在2008年～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基于我的奥运会时间点，我将崩溃确定在2009年。”

陈东琪随即公开回应，以《中国怎样在2008年前后避免经济大萧条》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以中美简单类比，表象相似，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它的政府干预力要比美、欧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强一些，而这正是避免萧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力量。”

之后，这场激烈的学术争辩以陈东琪胜出告终。他回顾说，“中国的确用强政府干预缩短了经济下滑时间，尽管这个超强干预的代价也很大，但避免了一场大萧条。”现在，类似的“崩溃论”又瞄准了新十年，比如“失去的十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等。

“至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出现‘失去的十年’，也不会出现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对这种只看表象不研究历史前提变化的“预测”，陈东琪不以为然，他提出了四条主要因素：人口大国，需求旺盛；人均收入较低，发展空间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力量很强；地方经济增长潜力大，地方政府发展欲望强。

就中国实际情况与日本和拉美国家，他比较分析说，日本人口少，生产率高，易形成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国内消费不足，只能出口，转为外汇储备；就拉美而言，也有人口瓶颈，更主要的是其产业体系比较残缺，没有中国这样齐备完整，“相对日本，中国人口多；相对拉美，中国产业体系具有优势，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再加上服务业发展存在空间，服务消费需求较大，中国内生增长性，尤其是消费的内生增长性非常强。”

在其看来，作为全球性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其人口优势和产业优势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强劲发展，创造了有史以来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竞争优势。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08年中国汽车制造产销超过900万辆，2010年就翻了一番超过1800万辆，2011年有望达到2300万辆。汽车产业不仅从生产角度以1:10的乘数效应带动经济总量增长，而且从消费角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健康均衡和可持续，是一条纵横中国制造业诸多领域的超级生产链和消费链。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住房消费领域。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目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26.65平方米，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这意味着未来十年，至少需要新增26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如果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和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将消费性住房变为房地产市场的主流，同样会爆发出持久的驱动力。

在陈东琪眼中，汽车、住房、家电、信息、旅游构成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连串“发动机”，“由于电力的供给能力提高，农村电网和‘三网合一’的建设加快，这些都促使农村家电消费和IT消费的快速增加。旅游方面，以前是市民旅游，未来是农民旅游加速，原来是省内旅游，未来会变成全国旅游、全球旅游。近年来，旅游业都是两位数增长。”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崩溃。”这位谙熟于从微观世界寻找趋势线索的宏观经济学者肯定地说，“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过多担忧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