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坛专家热议丨应把乡村治理权交还给农民

　　央广博鳌3月25日消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 李鑫）三农话题自2015年设立以来，成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场的重头戏。3月22日晚，年会开设了围绕“乡村建设与治理”为主题的分论坛。独立媒体人、艾问传媒创始人艾诚受邀主持，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乡村建设中心理事长温铁军、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及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廖晓义担任讨论嘉宾，共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与治理实践”以及“乡土中国的复兴”等话题。

　　耕地退化、农业水污染、留守儿童、老人村、空心村，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缺乏……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问题亟需得到更多关注。

　　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表示，农村是一个自治社会，跟城市不一样，它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但今天的农村是一个无组织、无主体社会。而解决农村建设、治理、发展问题，需要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组织制度、治理制度三位一体，通过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有力支撑社会治理，最终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加上财政投入，让共同主体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农村问题就能很好解决。”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说，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农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开，土地无法流转，产权制度滞后；二是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公路、厕所、卫生，包括医疗基础设施落后；三是人才流失，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造成了农村空心化，遗留下来的农民也无法适应现代农业所带来的挑战。他还说，乡村建设与治理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推进乡村建设与治理需要解决好产权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现代化农民培养等问题。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认为过去在乡村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做法，第一，走殖民国家或者新大陆国家农业的现代化道路；第二，用城市建设模式来建设乡村，把乡村城市化，甚至把乡村消灭了；第三，用工业化的模式来改造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他表示，这些错误做法，是对原有社会资本的摧残。

　　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向来强调知识分子要切身投入到中国现实问题的调研与建设中去。在此次乡村建设与治理的讨论中，他认为推进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不能照搬西方经验，也不能按照城市发展逻辑进行，而要结合农业农村的实际来推进。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殖民化大陆国家有农场主，但在中国，农民不是农场主。其二，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小有产者群体或者小资群体。这些是立足于农村中的社会资源，若把这些破坏掉，农民是不可能有主体性的。到现在为止，其实农民最大的就是需要组织起来，形成有自己这个主体性的代表。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艾诚：今天聊这个话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乡村建设。这是中国100年进程中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沉沉浮浮100年都没有办法破解。咱们老话题出新思想。

　　温铁军：谢谢你提到这个老话题，乡村建设是一个确定的概念，甚至应该用农村复兴这样的概念，代表的是100年来有自觉性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的反思甚至是批判。我只是觉得到我们这代人对这种自觉性、理性的反思不应该放弃。所以我作为一个学者，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行动把这百年的反思继承下来。

　　艾诚：党的工作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中央连续出了13个1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乡村发展呢？

　　保育钧：我就讲三条：第一，产权明晰，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主人。第二，基础设施补上。第三，有一个新的经营主体，那就是现代农业的经营者，这就包括工商资本。现在十三五规划讲的多好啊，这些谁来干啊，谁去投资，光靠农民不行，必须工商资本下去。

　　李昌平：我们现在想把这种流动的农民变成市民，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想象。所以将来逆城市化问题会成为中国的主流。中国农业模式的安排，应该是半农半城，生产方式是最主要的形式。

　　廖晓义：我觉得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复乡村社会组织，并且激活乡土文化。修复有形的根：社会；无形的根：乡土文化。

　　我们探索了一个模式：一站两会三院，一站就是社工站。乡村和以前很不一样，自组织文化已经改变的情况下，需要再修复激活起来，需要一种专业社会服务的。第二，社工通过互助会可以处理公共事务、组织活动、制定规则等。第三是联席会，建立一个社会协商平台。各方协商最基层的社会协商机制。通过这样的东西，激活乡村自主性、互助性、公益性，激活乡村本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