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保论坛]李薇谈2011年以来日本外交安全战略变化

2012年7月2日，第八届北京—东京论坛在日本东京开幕，数百名中日来宾出席。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在安保分论坛的发言实录：

外交安全问题是在国家关系的各个领域当中是最为复杂的领域。中日之间：首先，相对于40年来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安全领域的双边关系受到的干扰比较多；其次，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

谈谈对2011年以来的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认识：

1、日本民主党政权在2011年完成了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2011年12月14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中指出，日本外交的责任的是谋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玄叶认为，为了规避风险并抓住机遇，日本要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安全的基轴，在亚太地区构建多层次的双边、三边、多边的地区对话框架，开展多种多样的多边协调，支持依照国际法建立国际新秩序。玄叶还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发展是机遇”，“为了构筑开放的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而“日美中三国战略对话与协调具有前所未有重要性的时代即将到来”。日本外相近期代表官方的所做的一席发言阐明了民主党政权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如果作一个概括，那就是“该战略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

2、日本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是基于对世界和本地区形势发展的认知，主要受传统安全上大国关系的影响，特别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东京财团首席研究员渡边恒雄指出，对于日本来说“201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美国回归亚洲给日本的对华政策带来良机”。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提升了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存在感。玄叶光一郎在讲话中说：“奥巴马总统表明了这样一种方针，即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安全的优先顺序，将亚太地区放在最优先地位。我认为，美国的这一新立场，对于不论以往还是今后都一贯把在亚太地区的日美合作定位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日本而言，提供了极其令人深受鼓舞的方向性”。在2011年，美国已经通过高调宣示战略重心东移和遏制中国“扩张”，套紧了日本这个首要同盟；通过3.11后的“朋友作战”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认同；通过日美“2+2”会谈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的战略地位和区域安全作用。日本则利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机遇，以头号盟国的特殊身份，在亚太地区展开战略行动。

3、日本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标志着日本政界主流以及民主党内部多数派在外交安全战略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不仅承袭了自民党的政治外交政策观念即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而且相对于自民党时期的“傍美”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相对于此前的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现任首相野田佳彦对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可用性有更明确的认识。野田自称“泥鳅”性格，主张“两足行走”，在强调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构建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同时，谋求最大限度地在同盟框架下拓展自主外交，运用军事资源。美国糟糕的财政状况将逐渐给同盟中的日本带来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同盟作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特点也会更加突出。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正在加速从自民党时代传统的“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走向“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

4、日本民主党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纵深处，是对日本国家发展的愿景。野田佳彦在其《我的政治哲学》中明确指出：“我们要下定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坚决坚持日美同盟”。这个表述不仅反映了野田等政治家们的政治抱负，也反映出日本并没有因为“失去的二十年”和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国难而放弃“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化的夙愿。在日本一系列外交安全行动的背后，隐含着扩大战略影响、强化自主防卫力量的战略性目的。目前的外交安全战略是趋近正常国家目标的过程和手段。

5、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安全战略的走向。日本的外交思路表现为对美、对华两条主线。面对大国目标与自身体量相对缩水的纠结，野田政权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借助日美同盟框架最大限度地在外交安全领域伸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借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带动本国经济增长。日本在对华关系上，显示出安全上严密防范、经济上深度接触的两面性。从安全方面看，对中国和美国的政治认同是影响其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心理认同越差，战略防范越深。中日之间互不信任和防范意识的构成源于复杂的因素，包括战争记忆、历史反思的缺失、美日同盟关系、中国的快速崛起等。因此，想在短期内扭转这种防范意识并构筑战略互信关系是不可能的。从经济方面看，借助中国经济强劲发展之力保持和拉动日本经济活力的基本框架已成客观定局，并在日本经济界形成共识。因此，如何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的良性互动的关系，是日本对华外交必须回答的问题。

6、日本战略的背后，是日本怎样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给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的问题，也是日本在世界秩序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角色的问题。日本在2011年确立的外交安全战略并不能使日本得到准确地定位。首先，由于日本外交安全战略依旧沿用的是与最强大国家保持同盟关系以求发展的传统手法，因此必然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其次，日本将日美同盟关系凌驾于其他双边关系之上的定位方式，具有不可回避的矛盾性，至少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可能是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是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再次，虽然以日美同盟为前提的外交安全战略使 “安保论争”暂停，但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的步伐上显示其速度和力度都在加强，其结果取决于美国对日本松绑的程度。

未来脱离日美同盟关系的日本不会给亚洲带来更大的安全系数，未尽的历史和解仍旧给东亚和平留下不确定因素，从而日本意图成为亚洲领导者的政治大国志向和“正常国家”的定位恐难以被东亚国家和美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