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当中起的作用，舆论早已有各种批评。现在可以再加上一条罪状：国别偏见。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海德堡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Andreas Fuchs和Kai Gehring研究了6个国家中9个评级机构，总计143个主权发行人。研究显示，经济和文化的纽带使评级机构优待其祖国，而且这种现象从金融危机以来更加显著。
评级机构从来无法与政治完全隔离，质疑之声比比皆是。例如2010年，中国大公国际的董事长关建中就曾在FT的采访中表示：“西方国家的评级机构非常政治化、意识形态倾向严重，不遵守客观标准。”
谈及大公国际，海德堡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写道：
“简单对比一下中国评级公司大公主权信用评级和美国三大评机构(惠誉，穆迪和标普)颁布的主权信用评级，就能了解为何所在国家对评机构有重大影响了。大公不仅对中国领地中的香港、澳门评级较高，对其他金砖国家的评级都较高；而对西方经济体的评级则低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
这项研究之前，这种国别偏见尚未有系统化的研究证据。不熟悉这份报告中九家评级机构的读者可以参看下表。表中列举了这些机构的名称、总部位置、成立年份、业务涵盖、过去和现在的股权、主权信用评级数量。
研究发现，每个国家从本国评级机构得到的评价，平均比该国从其他国家评级公司得到的高一级。
涉及到银行跨国业务和措辞，问题则会更加复杂：
“有证据显示评级机构一般会优待那些和母国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其他条件均等情况下，如果本国的银行在某个国家承担着一定风险，那么该国就能得到更高的评级。另一方面，语言差异越大的国家之间，信用评级越低。”
至于哪家评级公司不公正，答案或许令人吃惊—S&P 2011年下调美国评级的作法为人津津乐道，事实上，美国应该再降一级才算公证。
“9家评级公司中的4家(CI、惠誉、R&I 、S&P)在这项调查中显示出位置对评级的影响。惠誉和S&P总部位于美国，按照他们对其他国家的评价方式，美国平均高了一级；惠誉和R&I对塞浦路斯和日本的优待更加严重(高二到三级)。”
该论文的作者认为，大公应当在2012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恶化之后对中国进行降级，但是没有。大公也是调查中唯一一家体现地缘政治关系作用的公司。
用联合国[微博]的投票作为评判地缘政治的标准，作者得到以下结果：
“大公似乎对那些在政治上和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好的国家评级较高。这种影响十分显著，并且可以数量化。例如一个国家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度高21%，那么就能在大公的评级中多得一分。而21%，差不多正好是巴西(90%)和澳大利亚(70%)在联合国大会上与中国投票一致比例的差异。”
综上所述，企业要想降低资金成本，似乎还得靠外交部多多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