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经济。去年中国经济是困难的一年，今年是复杂年，明年会不会是麻烦年？”

“国内的通货膨胀似乎出现了拐点，下行趋势比较明显，但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经济将何去何从？”

本周一，11月28日，“2011中国经济论坛”在上海召开。一系列问题抛出，引发热议。

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要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的局势和走向，首先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已经“深度演化”到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的特征是美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互交错，发展前景不明朗。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更应该多重兼顾，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那怎样 “面面俱到”？又会遭遇哪些风险？专家各有各的想法。摆出来，或启发更多思考。

外部环境充满悬念

作为论坛主持人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开门见山，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现在的经济前景很成问题，虽然其经济处于一个微弱的复苏阶段，但是由于政治层面，美国两党未能就削减赤字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启动自动削减这样一个机制的话，那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现在还是看不到头。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坦言，中国的各种问题，确实有一个世界背景。国内问题反映的是国际的事，美国很多问题所反映出来的也是国际的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教授，用“乱象丛生”来形容2011年发生的许多不确定事件。最大的事件就是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在欧洲全面扩散，而且在欧洲各国内部，在挽救成员国机制上面还没有就如何有效“解危”达成一致，“市场不相信空头支票，所以这个危机仍然在进一步蔓延”。

至于欧洲出现这样的债务危机，中国应不应该帮忙？对于这个问题，徐教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应该帮忙”。中国经济对于外部世界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如果说欧元区发生大的危机，甚至欧元崩溃，那么全球经济必将进行大的组合，大的调整，这对中国经济来说不是好消息。另外，欧盟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如果陷入严重衰退，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非好事。还有，人民币要国际化，也就是要改变目前美元独大这样一种局面，就需要有能够和美元进行一些竞争的货币，目前看来最有条件的就是欧元了，“如果欧元垮了，美元独霸的局面，我认为会延长30年”。

看货币政策如何微调

“对于通货膨胀形势的总体判断，我的看法是短期已经见顶，未来，我觉得连中度的通货膨胀可能都不存在。”

上海社科院经济景气与预测研究室主任刘誯松教授的预测很乐观。他把4%以上的通胀定义为中度通胀，4%以内的通胀定义为温和通胀，温和通胀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2012年以后一段时间，通胀应该会低于4%”。他认为中期通胀压力仍然存在的理由：第一是输入性通胀压力很大，第二是劳动力成本会持续上升，第三是农产品价格或持续上升。

判断清楚这个中期的通胀走势很重要，“如果你认为通胀压力不会减轻的话，那么就应该坚持现在比较紧的货币政策，如果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通胀压力是减轻的，那么货币政策就要适当放一放”。他担心如果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可能会超出预期。从长期来看，劳动力数量的增速，有效劳动时间的增速，人口红利，投资增长速度，科技进步的速度，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国外需求增长的速度，诸如此类，这些指标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所以，要调整货币政策，实施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正常的货币政策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正的实际利率”。

刘熀松直言，中国长期的负的实际利率政策是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形势判断相对滞后。“在温家宝总理10月初去温州以后，货币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刘誯松希望“这个微调的幅度再适当加大一点”，但绝不是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穆尔塔扎·赛义德的看法类似。他幽默开场：“在来上海的路上我想，我有很多数字，很多时候如果能够忘记这些数据更好，你要更加关注发生的有趣的事实和故事，从而更好地理解发生的事件。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当我们在经历某些大的经济事件的时候，欧洲的或者美国的，美国最大的一个全年购物季恰也正在发生。”他认为，世界经济就是这样“生动”，可能并不平衡。2012年会怎样？他预计是一个比较平缓的增长。中国该如何应对？他表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是适度的，国内的需求依然强劲，这里面有国家政策的刺激作用，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也得到了控制。他认为“不需要在这个阶段有更多的政策，因为目前的政策总体而言非常健康有利，但确实‘需要更灵活一些’。”

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

对于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问题，樊纲有他自己的看法。

第一，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不一定是坏事，现在中国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率水平，是好消息。

第二，关于通货膨胀，他估计明年会在4%到4.5%之间，现在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但只要通货膨胀在3%以上，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在4%以上，稍一疏忽就有可能出现恶性循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要指望货币政策太宽松，很难。所以，需要观察。

他认为，现在普遍感觉是政策紧了。但是没有紧的过程，实现不了这个调整，实现不了经济增长从两位数到一位数的调整。这当中，谁受苦最大？当然是中小企业，全世界都如此，中国特别如此，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于中小企业服务更差一点。所以这方面应该有一些微观政策加以补充。比如说专门拨出一些资金来，比如说地方政府、地方银行，对中小企业做一些特别救助、特别支持，这是应该做的。

“但是无论如何得有人有感觉，否则实现不了软着陆，再热下去，最后就会硬着陆。现在早调整，有人难受，但是不会大面积倒闭破产。否则像一些国家那样，出现大面积的倒闭破产，中小企业就不是出现发展困难的问题，而是能否生存的问题了。”

事实上，“我们还有财政政策。今年税收有30%的增长，整个财政的情况也比较健康，所以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作用”。

演讲最后，樊纲观点鲜明——明年的中国经济，从宏观到房地产，就是一个完成软着陆的过程：第一，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第二，房地产泡沫挤掉一大部分，价格出现明显调整（房地产市场是有泡沫，但是由于比较及时地采取了措施，没有波及到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是硬着陆，也是软着陆）。他认为：“这当中会有风险。关键是政策角度如何把握？一要密切观察，及时分析，宏观政策的性质就是短期政策，就是要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二是如果通胀压力还在，货币政策又很难有很大变化的话，财政政策应该保持积极的状态。” （制图：吴名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