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收入与房价的客观差距，实力与欲望的巨大悬殊，同龄人不同生存状况的天壤之别，“买房结婚”不仅是中国年轻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同样也困扰着世界各国的年轻人。

　　居住方式各异

　　在欧洲一些国家，孩子成年了，有稳定的工作，有的还成了家，但还和父母住在一起，这种现象在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不难觅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市中心住房每平米售价6000欧元左右，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要60万欧元，相当一个年轻人年收入的30多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买房只是个梦。

　　美国是崇尚自由的国家，但年轻人和父母居住已不足为奇。受金融危机影响， 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约有20%的人没有稳定职业，加之学费上涨，美国80后一代背负的债务比父辈多，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年轻人无力独居。

　　韩国年轻人结婚后仍住父母家的“袋鼠族”逐年增加。首都首尔有1000多万人口，面积狭小寸土寸金，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近10亿韩元，这对平均月收入322万韩元的普通家庭无异于天价，一个公务员买一套住宅需要工作15-18年。

　　除了和父母“蜗居”，发达国家也不乏形形色色的租房人。年轻人选择租房最多的是德国。德国不像其他西方国家把“租房”等同于“贫穷”，政府总理默克尔还在博物馆岛对面租了一套公寓。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表明，有77%的年轻人的家庭是“租房族”。多年来，德国政府对自有房产采用重税手段压缩炒房者利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买房消费，相比高额的房产税负，低廉的房租使不少年轻人选择租房。

　　美国年轻人租房理由很简单。美国大学不要求学生一定住在学校里，校外租房比住校便宜，一些大学生养成了租房习惯，毕业后也不愿回父母家居住。经济不宽裕又想追求自由，年轻人选择几个人合租的情况在美国比比皆是。

　　日本年轻人租房较普遍。日本的大公司或政府机关一般会为内部职员提供“社员寮”的住宿设施，属集体福利，没有“寮”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租房居住的。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失业率高居不下，一种名为胶囊酒店（Shinjuku）的设施成了一些 “上京族”（来自东京以外）的租住选择。胶囊酒店是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物，酒店的立体箱比棺材略大，长2米、高1米、宽1米长条形太空舱式设计，人钻进去只能睡卧，被形象地称为“胶囊”。一些年轻人在胶囊酒店居住长达数周、数月，甚至长期租住。

　　当然，除了选择租房居住或与父母“蜗居”外，发达国家的一些年轻人（有的已不再年轻）有不少人圆了自己的购房梦。据相关统计，国外城市居民拥有房屋产权比率最高的是英国，为70%，美国68%，欧洲其他国家在30%到50%之间。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调查报告，美国52%的首次购房者年龄超过30岁。美国住房贷款很发达，全美有70%的房屋是贷款购买，其中大约40%是零首付。金融危机爆发后，年轻一代面临失业困扰和还债期延长的窘境，约有10%的年轻人买房时被银行拒贷，“拥有自己的房子”对于80后的一些人来说已经变得“梦难圆”。

　　德国初次购房或建房者的平均年龄高达42岁。有了一定积蓄，超过一半的德国年轻人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屋，他们选择自己建房或者购房，政府会按建房者或购房者的收入为其提供相应补贴。

　　比利时等一些欧洲国家的年轻人，大约在35岁以后才能积蓄起买房贷款的资本（有储蓄才给放贷），日本年轻人艰苦奋斗10年左右基本能攒齐购房的首付。

　　购房心态不同

　　2005年以来莫斯科房价涨幅惊人，如今每平米平均已达3600美元，高昂的房价让很多年轻人承担不起。35岁的沙沙10年前在莫斯科不太好的地段买了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小房子居住，当时每平米100多美元，现在每平米已经涨到2000多美元，量力而行的选择使沙沙在安居的同时体会到了资产升值的快乐。

　　都说日本人爱住小房子，其实不是“爱”，是买不起。日本年轻人独立意识较强，结婚后一般不依赖父母，购房更不会向父母要钱。在日本，用父母的资金购房手续繁杂，还要交“赠予税”，年轻人会尽量避免。

　　美国新一代年轻人生长在经济最繁荣的年代，他们对生活标准期望值很高。据美国在线杂志报道，现年29岁的詹尼菲尔与丈夫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但她还是希望能有再大一些的房子再考虑怀孕生子，对“过得好”有过分期待。

　　完善公共住房制度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多年探索，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公共住房制度。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在英国的住宅体系中，公共住房分为三类，一是廉租房，即向低收入居民提供低租金住房。二是折价房，由政府资助建设，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三是共享产权房，购买者购买并享有住宅部分产权，住房协会拥有剩余产权，购房者向住房协会支付剩余产权的租金。目前英国有近70%的居民拥有住房产权，另外30%的居民租房，其中20%从当地政府租赁公有住房、10%租住私人房屋。

　　德国政府对低收入群体住房有各种补贴和福利政策。按照德国《住宅建设法》规定，“社会住房”专供低收入者租住。德国普遍成立了住宅互助储金信贷社，社内的存贷利率采取长期低存贷固定利率。德国政府根据需要向住宅互助储金信贷社发放无息建房贷款，额度通常占建房费用的60%一70%，贷款期限一般在20年左右，充分体现了住房由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

　　新加坡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时，土地价格倒过来计算。即先按家庭收入把居民能承受的房屋价格算出来（比如普通家庭4～6年的收入总和），从中扣除建筑成本和房地产商的利润(非暴利)，剩下的即是土地价格。政府卖土地、房地产商盖房都没有暴利，这一政策惠及了85%的新加坡居民。

　　另外，一些国家政府对房产采用高税负政策抑制投资性消费，也是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