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

“你是哪里人？”这原本不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城市间流动，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可能在A地出生，在B地求学，拿着C地的户口，长期居住在D地。面对“哪里人”的提问，相信很多人回答起来都会犹豫不决：是户口本上的籍贯？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是父母所在的城市？是户口归属地？或者是现如今长期工作生活娶妻生子的城市？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随着频繁的社会流动，每一座城市都会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人们的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

在身份认同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理智与情感、代价与回报、规训与惩罚。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和斯戴兹在合作的《情感社会学》一书中提到，当人们在情境中有机会选择执行何种身份时，他们将扮演更突出的或更有价值的身份。这种身份认同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种是自我展示，即向外界展现自我的优越性或独特性，将自我投射到某种理想的身份之中；另一种是自我保护，为了避免可能受到的惩罚，人们有时会倾向于选择相对劣势的社会身份。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家乡的概念变得模糊起来，人们的归属感也不再强烈。新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丰富的履历和阅历，但同时，也带来了身份表述上的巨大焦虑。

被抗拒的家乡标签

直到认识了四五年之后，张凌才知道原来汤颖也是温州人。

消息来自一位记者朋友。当时朋友做完采访到公关部找张凌聊天。“呀，你是温州人啊。”朋友说，“认识《××周刊》的汤颖不？她也是你们温州的。”张凌更惊讶：“啊，她也是温州的？”

张凌认识汤颖已有四五年了。虽然不是闺蜜，但因为有几个共同的好友，所以她俩两三个月总能见上一面。张颖清楚地记得初次见面时，这位杂志界风头正劲的新星在听闻她是温州人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喜。而通常，在京城偶遇老乡时，大家的普遍反应是欢呼、握手、拥抱，然后叽里呱啦地说一通别人听不懂的“鸟语”。所以，张凌一直以为汤颖是北京人。

等到下次聚会，张凌迫不及待地去向汤颖求证。汤颖一愣，淡淡地点头笑了一下。张凌兀自高兴地追问住址、学校，却见汤颖踌躇了一会儿，说了个县城中学的名字，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

张凌才明白，汤颖并不喜欢让人知道她来自温州。

这种忌讳，张凌不是不理解。上世纪90年代初，张凌去上海读大学。同学们一听说她是温州的，就戏谑“你们卖假货的”，确实有点儿尴尬。就像早些年去上海阿姨家玩，阿姨跟邻居打招呼“阿拉乡下亲戚来了”一样。所以当不是特别相熟的人问起时，张凌有时候会含糊地说“浙江的”。至少，“浙江”一词体现的是鱼米之乡山清水秀。

但张凌很快发现，温州人的身份并没有妨碍她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慢慢地，她就习惯了同学们的这些戏谑，毕竟这种一时的尴尬程度很轻。随着家乡经济的发展， “温州”所包含的褒义成分也越来越多了。期末拿了奖学金，老师夸她“温州人头脑灵光”，她很得意。打工挣钱买了新款相机，同学叫她“温州小富婆”，她也照样挺高兴。

毕业后去北京工作。户口所在地换成了北京，但当别人问起“你哪儿人啊”，张凌想了想还是选择“温州”。北京是个正在被她慢慢接受和喜欢的城市，而温州则是她成长和牵挂的老家，在感情上张凌当然偏向于“温州人”。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汤颖对北京的感情，毕竟她读书工作都在这里，十几年了，对北京的感情会更深一些。”理解并不等于认同，“模糊自己的出生地却没必要。”张凌觉得汤颖的忌讳，一则出于清高，二则出于虚荣和不自信。“可能觉得一说‘温州’就是有钱、造假、炒房等形象，太俗气吧。”张凌认为汤颖力图打造“文化人”形象，所以意识上会主动拒绝透露出生地信息，以为一旦被贴上“温州人”的标签，就降低了品位。“但这何尝不是不自信和虚荣心作怪的表现呢？因为还在力争上游的阶段，所以才会特别在意别人的认同感吧。”张凌在公关部工作，与不少事业有成的老乡打过交道，这些牛气冲天自信心爆棚的老乡从不忌讳说自己来自温州。

后来的一次聊天证实了张凌的想法。汤颖半开玩笑地告诉张凌：“我特不爱跟人说我是温州的，每次一说就问我‘哎你们那儿假货特多吧’，又或者‘你家做皮鞋还是卖打火机啊’，烦人。”张凌说：“可是商业城市背景加上文化人的标签，不是很酷吗？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是个出文人的地方，你应该突出你的温州标签，给家乡正正名。”汤颖哼了一声，不稀罕。

不过情况慢慢地在变化。这两年来，越来越出名的文化人汤颖开始在家乡的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去年她上过的中学搞校庆，汤颖也作为杰出校友获邀出席。张凌发现，汤颖开始不那么抗拒“来自温州”这个标签了。

最近一次聚会，一个新来的朋友问汤颖：你是北京人吧？汤颖想了一下说：“我是温州人，不过读书和工作都在北京。”张凌立刻赶上去拍马屁：“她是我们在北京的‘温州之光’哦”。

汤颖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