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都交给监狱

罪犯伍某沅（化名），因抢劫罪被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今年8月，因巫某改造表现良好，高明监狱为巫某向其所在社区提请假释，遗憾的是，当地司法局、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均以该犯可能会危害社会或无监管照顾条件为由拒绝接收。

保外就医、减刑假释是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的法律措施，但记者发现，在艾滋病罪犯这里基本行不通。

罪犯巫某平（化名），长年吸毒，为获得毒资频繁盗窃，甚至把村里的每一家都偷个遍。年关临近时，巫父主动拿出1000元给了巫某平为让邻居过个安生年。巫某平曾被派出所抓去，不久又放了出来。巫某平入狱终于让巫父如释重负。今年9月，由于艾滋病情加重，巫某平突发急性脑膜炎危及生命，监狱启动紧急保外就医，向其家人下达病危通知书，以便家人带他到监外接受更好的治疗。但巫父因无法承受家人、邻里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排斥而拒绝接回巫某平。拿到病危通知书那一刻，巫父只说了一句：“生与死，都交给监狱吧！”

回归社会遭普遍性拒绝

记者了解到，当艾滋病罪犯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时，监狱会启动保外就医程序。但罪犯家属迫于经济负担和社会舆论压力普遍不同意取保，使得监狱无法进入保外程序。据高明监狱统计，自2006年以来，艾滋病犯监区曾为26名符合条件的罪犯提请保外就医，最终只有3人成功获保。

尴尬的是，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保证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保证人的过错责任无法追究，导致保证人有名无实，给监狱的保外就医工作带来许多问题和困难。

记者了解到，全省艾滋病罪犯的保外就医成功率仅为3%，而符合条件的其他病犯的成功率几乎为100%，监狱方面告诉记者，虽然自由最可贵，但由于回归社会会遭普遍性拒绝，艾滋病罪犯很少主动提出保外就医，待在监狱里更安心。

更为棘手的是，作为监狱执法最权威的依据——《监狱法》，自1994年12月颁布后就没有再修订过，其中，对怎样救治艾滋病罪犯没有详细的规定，如，在救治过程中怎样算及时治疗，治疗之路究竟有多宽、有多远，这是监狱经常遇到的问题。局长于保忠说，因为政策不具体，制度不规范，造成具体执法空白点很多，一些罪犯家属往往不同意取保，却又对罪犯病死监狱的事实提出异议，有的衍生为纠纷或信访事件，监狱常常面临许多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