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广东艾滋病罪犯主要来自于粤西沿海地区和偏远贫困村落，入狱后，易拉帮结派，引发群体事件。

用高明监狱监狱长王培文的话说，艾滋病罪犯监区管着全监3%的罪犯，却承担着90%的安全风险。不完全统计，在承担着轻刑艾滋病罪犯监管任务的乐昌监狱，仅今年一年，艾滋病罪犯的违纪事件就占到了监狱违纪事件总数的一半。

杨小哇告诉记者，在2009年“世界艾滋病日”那天，监区艾滋病罪犯提出要过属于自己的“节日”，并通过绝食的方式向监狱提出改善伙食、医疗待遇等诸多不合理要求，险些导致狱内群体闹事事件。由于担心不进食会进一步降低罪犯本来就很低下的免疫力，警察只能把饭打好，放在监舍里。杨小哇说，他们不停地提要求，但其实不会饿肚子。在监控摄像头里，罪犯偷偷地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该如何管理这个特殊的罪犯群体，确保罪犯安心服刑，没有经验可循，监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政策扶植路漫漫

针对艾滋病罪犯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和违纪行为，监狱分别制定了操作性强的应急处置专项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王培文说，“隔离不隔绝，重视不歧视”是高明监狱这几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对艾滋病罪犯的重视在全国有迹可循。今年11月，司法部划拨了艾滋病罪犯专项经费，用于艾滋病罪犯的医疗、伙食、警察管理等领域的开支。根据省监狱管理局的规定和去年开支情况，每名艾滋病罪犯的伙食标准是普通罪犯的1.5倍，专项医疗经费开支也高出普通罪犯很多倍。省监狱局表示，目前的经费勉强可以满足所需，但随着罪犯人数的增多，监狱监管设施落后和监舍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政策扶植的缺口集中在这里。

记者走访发现，即便是在高明和乐昌这样具备集中关押艾滋病罪犯条件的监狱，监舍主体都是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破旧房屋，有的甚至是危房，连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承受力都无法满足，无奈之下，警察只能每天提着热水瓶帮罪犯打开水洗澡。硬件设施的落后为监管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