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开启“全方位”外交

玛雅：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外交是革命外交，中国反对两霸，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邓小平时代外交是利益外交，以大国关系为重，美国尤其是重中之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疏远了。看来这个说法有失偏颇，邓小平时代中国已经开始了“全方位”外交。

章百家：80年代中期，邓小平认识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提出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这一论断为改革开放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就把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反复重申并坚定地奉行了这一政策。

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发生了国内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制裁”、苏东剧变、海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连续。

1991年夏天，在对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后，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提出：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种认识使得中国外交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从1992年至世纪之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并结出累累硕果。在这个阶段，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都对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方面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内方面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香港、澳门回归。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岸人员往来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至世纪之交，中国基本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既考虑到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考虑到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重视发展双边关系，也重视多边外交活动。

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看，这个阶段取得的进步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起飞阶段，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基本具备了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实力，国家统一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玛雅：回顾60年中国外交的发展，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今天借鉴？

章百家：从60多年的历史中，可以总结出两条基本经验：

第一，成功的大战略必须兼顾四项历史使命或目标，即现代化、大国地位、国家统一和社会变革；而在确定阶段性战略目标时，又必须对自身的定位和能力有清醒的认识。一旦忽视了四项使命的平衡，在某个方面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将使中国的发展遭受曲折。外交是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配合大战略的实施；但外交本身并不能承担起如此重任，而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中国的经验表明，最重要的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即便与外交关系最直接的大国地位，它的确立也要以现代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完成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为基础。

第二，对国际形势的清晰、准确的判断是制定大战略的关键。国际形势是时时变化的，但在这种变化中，哪些是量变，质变何时出现，必须判断清楚。中国的经验表明，作为大国，一旦把握住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就能够制定出成功的大战略。而中国的主要教训是，一旦将形势中的量变视为质变，急于做出反应，频频进行政策调整，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个主要教训是，低估或高估外部威胁都会付出代价，而由于历史重负，中国倾向于高估外来威胁，并为此付出过极其沉重的代价。

玛雅：中国今天从30年改革开放的“请进来”转而开始“走出去”，通过分享全球资源来创造财富，经略世界，在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章百家：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新情况最值得注意：

第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一超多强的局面虽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从80年代末起，引起国际格局变动的不是世界大战，而是非战争重大事件——苏联解体、“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些事件发生前几乎都没有被预见到，产生的影响在短期内也难以估量，今后也难保不再发生类似重大事件。

第二，国际形势不再是“外部环境”，我们在研判国际形势的发展时，必须加入中国自身的因素。对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引人关注。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形势中最重要的变量，至少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关键时期，国际格局仍在变动之中，这样一种内外变动的重叠使中国处于一个敏感期，中国将长期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面临着不少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内部压力增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其他国家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外部压力也必然增大。

面对这些新情况，在探讨我国大战略和现阶段发展目标时，应着重把握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仍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大战略。无论外部世界怎样，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在国内，即在2025年建成以实现公平、公正与和谐为特征的全面的小康社会。中国的战略与外交调整必须配合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展开。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上个世纪已经有所不同，改革所针对的主要是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改革的难度加大，并且是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与外交必须结合四项使命，找准重点并注意各方面的平衡。

第二，中国长期以来属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目前正在发生变化。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名列世界第二位，但按人均计算，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我们常说，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这其实是一种双重身份。由于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我们必不可免地要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但必须量力而行；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己发展所需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又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这将是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

第三，合理设置我国的外部目标，当务之急是巩固已经取得的大国地位。中国现在无疑已是一个世界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存在不少软肋的大国——经济体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待大幅提高，国家统一尚未完成，政治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在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时，提出过高的外部目标极易引起外部世界的连锁反应。中国早已庄严宣示“永不称霸”，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所希冀的大国地位也必然应该是新式的，以本国的繁荣、人民的安康、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为目标。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辑：邓京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