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天纬地大文章 ——新中国六十年外交的战略考量

毛泽东会晤斯大林

1972年2月，周恩来在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

邓小平访美

●我国追求的目标是：一，实现现代化；二，恢复大国地位；三，完成国家统一；四，实行社会变革。

●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曾总结说，中国外交是“十年一变”。即50年代“一边倒”，60年代“反两霸”，70年代“一条线”。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

●我国现阶段应着重把握的是：第一，改革开放仍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大战略。第二，中国长期以来属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目前正在发生变化。第三，合理设置我国的外部目标，当务之急是巩固已经取得的大国地位。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搏击奋进。在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反对两霸、联美抗苏、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的，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外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内政，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与国际大环境和国家的对外关系紧密相关。在中国共产党90诞辰之际，回顾党的历史，不能不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60多年中国外交经历了怎样一个演进过程？外交战略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在每一次重大外交决策的背后，有着共产党领导人怎样的时局判断、理论指导和利益考量？在中国经历了60多年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请进来”转而开始“走出去”经略世界的今天，中国外交面临着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本文作者玛雅专访了中国外交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

外交目标随国家利益而变

玛雅：一国的外交和战略与其国家利益相联系。比如美国，它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持续成长的经济、“普世价值”传播，以及由美国推进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围绕它的国家利益展开的。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章百家：与美国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定型的国家不同，中国自近代被卷入世界体系以来，长时期是一个充满革命性变化的国家，因此它的国家利益似乎不那么稳定。特别是每次政权更迭，都会打断对外关系的连续性。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外交与战略也不乏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从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及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的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利益诉求。

这些民族目标或中国人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项：一，实现现代化；二，恢复大国地位；三，完成国家统一；四，实行社会变革。这四项目标决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支配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大战略的要素。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问题时，这四项目标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

玛雅：关于60年中国外交史，通常的观察是以领导人的代际来分阶段，比如毛泽东时代外交、邓小平时代外交、江胡时期外交。你作为一名研究者，从中国对外关系的演进来看，是怎么划分阶段的？

章百家：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曾总结说，中国外交是“十年一变”。即50年代“一边倒”，60年代“反两霸”，70年代“一条线”。这当然是大致而言。从那以后，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从这时起“十年一变”的周期也被打破了，中国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和连续。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

玛雅：建国初期的“一边倒”，主要是因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历史渊源？

章百家：有历史原因，更主要的是现实原因。“一边倒”所根据的主要是中共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二战”后期，毛泽东、周恩来最初估计，美苏继续合作将是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在此条件下，国内可能出现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局面。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与美苏都保持友好关系，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然而，战后不久，美苏关系严重恶化，国共也爆发了内战，中共不得不重新判断形势，选择新的战略。

1946年下半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战后世界将分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阵营；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美国极力突出美苏矛盾的目的是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

这一理论随后成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的指导思想。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质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长，使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而帝国主义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这是他决心采取“一边倒”战略的重要原因。

玛雅：新中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曾一度表示，将不再干涉中国局势的演变，这为中共攻打台湾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调整了战略，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这一政策调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和中国之间22年的尖锐对峙。

章百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个短时期，美国采取的是观望政策，“等待尘埃落定”。就是说，当一棵大树倒下时，尘土会扬起来，一时什么都看不清，需要等待。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不再观望了，而是立即采取行动，这就导致了“一边倒”格局的固定化和长期化。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中美在朝鲜交战，“一边倒”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美国的行动后果是严重的。它在关键时刻打断了中国统一的进程，使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有利时机；美军在朝鲜又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界，中国不得不被迫应战。中美关系由此持久地陷入僵局，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这个过程中，冷战大格局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国实行“一边倒”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

玛雅：我的印象是，建国初期，中美关系先后有几次可能出现缓和，但都“阴差阳错”地失去了机会。

章百家：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出现了摇摆，但当时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实行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亚洲却与一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妥协。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此，中共也不会谋求同美国妥协。

朝鲜停战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作出了缓和的姿态。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又在大使级会谈中就消除两国的贸易障碍、促进人民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草案。然而，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

玛雅：这样说来，“一边倒”格局的形成，不仅是新中国根据形势所做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所作反应的结果？

章百家：是的，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一种互动的结果。不过，我想补充说明，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一边倒”的提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中共建政前后，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个重大挫折，给了中共领导人深刻的历史镜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个目标：一是争取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二是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两个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孙中山于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被列强看中的袁世凯；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更为惨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这些失败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经过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转向俄国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当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义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无援之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表示，愿意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允诺后来并没有兑现，但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相信，苏俄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挚友。

新中国成立之时采取“一边倒”方针，一方面，强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百年屈辱历史的决心。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要建立起新型的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

从“一边倒”到“反两霸”

玛雅：进入60年代，随着中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外交从“一边倒”进入“反两霸”时期。这也是一种因应时局变化的战略选择？

章百家：与“一边倒”不同，“反两霸”并不是在对形势作出冷静清晰的判断后作出的战略选择，而是在中美关系僵持、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多少有些即兴之作的成分。

玛雅：为什么这么说？

章百家：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10月，中国报刊公开呼吁：“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这种对形势的分析以及据此提出的任务，今天看来几近荒诞。

这个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偏差致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激进，试图在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使中国完全以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者的恣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结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削弱了，“革命不能输出”的信条不再被认真遵守，对外援助也不再量力而行，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许多实际利益被弃之不顾。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为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都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才得以在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

玛雅：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不可以说，这种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为后来的外交和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

章百家：的确。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战略调整，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调整，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紧迫的安全问题。经过50年代后期以来十余年的发展，中、美、苏三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的和直接的威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促使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战略问题。按照他们的布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力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苏联霸权主义。

玛雅：美国人说，是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很多中国人大概也这么认为。事实上，打破中美关系僵局，中国并不是被动的。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需求。

章百家：1973年，毛泽东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而此前基本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更重要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