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网站上的老照片

南京受降仪式老照片（左上角的军官疑似赵振英）

见证最荣光的时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离开了故乡北平城。

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卢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

铁路的这一边，是国民党第29军的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屈辱感”。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学。但随着“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这个梦想被彻底击碎。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来，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8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由于表现优异，他一路晋升，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就已经是少校营长了。

尽管作战多年，但多半时间他都在军部担任参谋。在出任营长后，自己的部队又始终被作为预备队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战场作战的机会，作为一名军人，这成为他戎马生涯中不小的遗憾。

然而历史很快给了他一个万众瞩目的机会。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作为一名抗战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的全过程，晏欢原本已经十分熟悉，但赵振英的描述，又为他补充了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细节。

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他的任务，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更让晏欢震惊的是，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

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身着马裤，脚蹬长筒马靴，腰间别着手枪，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在赵振英的记忆中，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军威，在受降仪式前些天，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

而那张照片和签名本上的故事，赵振英也记得很清楚。

受降仪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新六军营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与胜利者，在最上方那排军官的右侧，赵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随后，新六军中的美军联络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中国。在走之前，约翰·葛顿南少校拿出了这个红色笔记本，让在场的中国军官在上面签名，作为对这段光荣岁月的纪念。

南京受降仪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一页。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也成为赵振英一生中最为骄傲的经历。尽管时隔60多年，老人依旧记得当时的心情。

“略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老人的脸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自豪感，“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就没有打过胜仗，8年抗战，风餐露宿，终于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亲眼目睹这一切，荣耀啊！”

只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少校营长不会想到，一度被他引以为傲的这分荣耀，很快变得黯淡无光。它先是被冲淡，然后被践踏，之后逐渐凋落，像落叶一样，被主人扫到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角落，一藏就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