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最实在的成果惠于人

就在一周前，国务院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做出部署，要求今年在全国10%的县市先行试点，到2020年前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意味着，至迟到2020年，中国将首次拥有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不再是古代先贤的空想。

温家宝总理对此明确要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结合的基础养老金必须到位，地方政府对农民个人缴费的补助必须到位。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宁可少上点项目、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也要挤出钱来把这件大事办好。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政治学教授刘昀献说，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经典理论中，强调的是“每个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发展”。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指引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正日益从“对物的追求转向对人的关怀”，这一转变的效果在广大农村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少数与多数概念，许多地方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理解。在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的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常常在算自己的“细账”。“浙江省许多人均指标都居全国领先水平，通常被人们称作富裕省份，可这个‘富’是相对的，是初级阶段的，绝不能因为一些平均数而忽略全省存在的贫困面。”吕祖善说，“浙江省还有100多个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两年来，浙江省大力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山海协作”工程，帮助困难群众挖“穷根”、挪“穷窝”，改善增收的外部条件。浙江省委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就是着眼于让所有地区、所有阶层、所有群众共同得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事实上，讲求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讲求全面改善民生的普惠性，不断形成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正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共识。

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让所有到访者羡慕。这个村年人均收入已达2万元。“许多人想不到，过去乡亲们曾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有民谣这样描述过我们村，‘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囡不嫁滕头村’。”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

这位年龄长共和国一岁的农村干部，亲历了滕头村60年发展历史。从科技兴农、发展三产到旧村改造、优化生态，傅企平把自己人生的黄金时间同这些故事捆在一起。他把村服装厂办起来后，交给有经营天赋的年轻人，又干起花木场场长；村里办家庭农场没人敢承包，他第一个挑头承包土地……

农村人口至今仍然占据我国人口结构的主体，也因此成为各项惠民政策的主要“靶点”。近十年来，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直接补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项项普惠式的政策不断出台，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同时，促进着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更加关注人的公平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对改革开放提出的基本需求。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改革既要消除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更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推进新阶段的城乡统筹发展，解决现实城乡居民发展的不公平问题。

在着力实现城乡居民发展的公平之外，实现人人平等，是新中国在实践“人的全面发展”道路上的又一重点。

1988年8月25日，浙江省温州市的农民包郑照一纸诉状，将苍南县政府告上法庭，成为打破“民不与官斗”传统的“民告官第一人”。

最初收到包郑照诉讼请求的苍南县法院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开始并没有受理此案。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要求下，这起案件才得以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尽管那场官司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告终，但是当时以苍南县县长身份站到被告席上的黄德余认为：“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那场官司最大的意义。”一年之后的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民告官”从此变得有法可依。

新中国60年间的后半段时期，从政治平反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走出一条坚定稳健的人的解放之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改革开放不仅将人从计划经济模式下主体性被禁锢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还将人从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主体性被金钱侵蚀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时力图把人从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对人自身需求的高度关注，把人推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