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平（资料照片）

  刘卫平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赠送清华大学校徽

如果说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时代，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谁先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谁就掌握了参与和推动历史的资本。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致力于确定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让这种关系体现两国建设性合作的全球承诺，将于本月对美国进行的访问的消息让世界瞩目共让世界期待。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在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所发生的变化正改变着世界的原有规则。如何顺应这种变化并达到新的平衡，既挑战中国的智慧，也挑战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智慧。在中美共同利益影响世界繁荣与和平的大环境下，中美应该携起手来创新21世纪的中美友好关系。

21世纪，世界处在“多中心时代”和“价值网时代”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对话，面对中国的改革成就他感言到：“今天的中国，一切都令人震惊！”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1976年就有了互联网的话，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机密就不存在了。互联网的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在中美关系已经开启了30多年合作关系的时刻，整个世界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访问美国。在“互联网未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的时代，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于世界的未来，美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全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世界是平的》作者汤姆•弗里得曼他在书中说到，21世纪全球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当今的世界正越来越“平坦”，世界各部分均互通互连，政治和经济壁垒不断降低，几乎任何事情，都可在新技术的平台上于瞬间布告于全世界。按照他的观点，我们正生活在世界是平坦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在一次笔者与汤姆•弗里得曼先生的对话时，我说：“地球无论在物理上是圆的也好，世界无论在理念上是扁平的也好，我们谈到只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在你谈到平坦的、扁平的世界里面，我认为扁平不是完全平面的扁平，而是分层次的扁平。第一个层次是你所倡导的科技的层次、技术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思想和生活变化的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在科学技术和生活思想改变了以后，行动的一个层次。这是三个层次，也是三个阶段。”

汤姆回答说：“今后世界的走向是什么样的？我根本就无法预测。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确定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会变得平坦，事情变化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因此我们要做好准备，系紧安全带。”

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变化绝非信息层面的变化。21世纪，世界处在“多中心时代”和“价值网时代”。作为一种结构方式和运行模式，21世纪不再是一两个政治经济国家主导的世纪，她是有多个中心为坐标的地平线；21世纪不再是线性链状的政治经济国家，她处于一个网状的时代，每个地平线都息息相连。

21世纪具有科技创新、全球化和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等典型特征，但同时，人们也见证了恐怖主义、疾病、核武器扩散以及气候变化。处理这些跨国威胁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以上的观察可谓显而易见——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一个互联网奇迹和跨国环境污染并存的世界中。然而，二战后由主权国家为确立共同规则和体系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已经不再能适应这些现实了。像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威胁和21世纪机遇的问题上已经远远落后了。

做负责任的主权国

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资源配置的界限，使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期望本国资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为各国资源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不容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在经济形式方面进步的重要表现。对经济全球化只作以上这些和扁平化的理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理解主要还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上。

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

记得在2006年3月，三位美国参议员科本、葛拉罕与舒默，就由他们提出的对中国商品征收27.5%惩罚性关税的议案之事，进行了他们首次来华之后的第一次与非官方人士的对话。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对话。笔者就是那位被华盛顿邮报笠日报道的“一位身着蓝色衬衫的学生则将矛头指向参议员问道，这些支持惩罚性关税法案的议员究竟有多少人曾到中国参访过，许多美国人其实对中国的内部实况根本不了解”的中国青年。

三位美国参议员只是第一次到中国来，而且他们对中国乃至于中美关系的深刻理解还有待加强。我认为，只有加强中美双方多层的了解，才有益于中美双方乃至于世界长期友好和谐发展的基本战略。第二天我便向《时代》周刊撰文表明观点：如此的议案，如果通过，必将使得中国许多原来对美国怀有好感的年轻人，以及最支持提升中美关系的社会精英完全改变对美国的态度，为中美未来潜在的战略合作埋下了忧患。三位议员先生说，看到你们如此的智慧，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看到了你们的巨大潜力，你们是非常卓越的年轻人，世界是你们的。

美国参议员们在对中美经济和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应该可以观察得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与公平背道而驰。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越来越走向“趋同”，而是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强调全球经济的所谓“一体化”、经济利益的所谓“共同性”。

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突出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做负责任的主权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这三个并行但却相悖事实的深刻理解，必然进入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层面。

我们需要建立21世纪的美中关系

2008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在美国布鲁金斯学学会举办的会议上，一位奥巴马的资深中国问题顾问说道：美国新一任总统就职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和中国领导人处理好关系，只有如此，美国才能赢得中国的支持。的确，一个需要华盛顿直面的现实是，美国如今在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和作用，中美关系也正进入一种真正的大国关系常态。而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以及全球合作的需要，美国的对华政策仍有向更理性、更建设性方向转变的空间和动力。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领导人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979年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先生成功访美，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自此，30多年来，中美关系在曲折中一直稳步前进。其间，中国几代领导人对美国的政策都比较一致的，这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在此期间，美国历经多位总统。用基辛格博士的话说：每一位总统入主白宫时都很希望了解中国，但是很可能又是从头开始去了解中国，因为他们以前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透彻。所以几乎每一个新总统都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政策。

纵观历史，近期的中美关系应该是处在历史上较好的阶段，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持久的看法和观点。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基本利益跟中国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中美两国是有着重要利益互动和战略需求的国家。对此，美国领导人也逐渐有清晰的认识。从中美双方在防治禽流感的合作到日前美方加强太空合作的提议，到今天中国参与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合作，都表明了中美两国合作领域的广泛与丰富。事实上，中国已经不再是第二流的经济体。美国从政治人物到公众都必须明白这一点。中国大量、持续购买美国政府公债，已经是美国经济稳定的一个重大支撑。在世界事务上，中国的关注已经不容美国忽视。

作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利益是一体的，美国不能选择对立，中国也不能选择对立，中美需要建立21世纪的双边关系，中美的巨大合作空间更有益于全球利益。 但是，如何加强中美的沟通和了解，建立起有利于双边和世界和谐发展的中美关系，始终是中美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的老师约翰•桑顿教授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你们的使命。在外国人面前，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大使。”如果说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时代，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谁先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谁就掌握了参与和推动历史的资本。因此，中国和美国需要携起手来做几件具有前瞻性、以科技为导向、以环保为导向、以节能为导向的大事。此外，两国进行积极的合作，就是要提高普通人对对方国家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两个国家的进步，两国的关系是一定会改善的，会变成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建立21世纪的美中关系。

寻找21世纪的新思维与可持续性发展

在21世纪，我们需要寻求中美关系与发展的新思维，更需要寻求世界可持续发展。在清华大学，前常务副校长、国家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健坤教授认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国家投资与资源发展的方式，应该采取多方合作与南南合作的方式进行；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认为，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国家领导人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目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纷繁复杂、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如何找准中国与合作国家的共同利益至关重要；交通专家张毅和姚丹亚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投资亚、非、拉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交通工具，而不是路；从经济金融学思考，朱武祥教授思考的问题则是中国在购买美国国债和外汇充足的情况下，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国中国未来城镇化、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粮食与钢铁。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问了导师彼得•普度教授一个问题：你认为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是环境。他准备用十年的时间撰写一本《中国环境史》的书。毫无疑问，中国的环境问题成了这位一辈子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心中最重的研究方向。

是啊，如果你站在整个全球的任何一个视野的坐标来看世界，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我们重要的地平线。但是，如何从全球范围来做到这一点？包括在印度、中国、非洲，都是关系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如果从整体来看，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实际上是应该做出更大贡献的，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目前大部分这些更富裕、更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没有做出一个好的表率，并且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而且现实情况就是，基本上只会关注自己国内的一些问题，不会太关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况，这是美国的一个情况。从中国立场来看，当然也要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也是一个公平的方式出发，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稳定，包括保证中国的平等的话，必须要保持经济发展的相对高速，才能够实现国内的平等和稳定。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在环保方面的贡献必须要结合这个背景来考虑，因为中国必须要保持一个相对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在中国还可以听到很多人说，需要实现一个平衡，要保持均衡发展。

众所周知，由美国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金融危机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虽然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内需市场，经济不可能出现崩溃现象，但必须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同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也将带给中国新的发展机遇。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将导致的未来世界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大变化，必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面对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全球的供求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需要充分发挥大智慧，在共同调整贸易失衡、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等方面，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21世纪是已经开启的历史进程。中国目前面临三大挑战，而要应对这三大挑战，并应具备两大战略。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资源”，比如说能源等方面这种资源。因为现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在推动能源等资源的需求。第二个挑战是“环境”方面的挑战。第三个方面的挑战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挑战。这三个挑战都是包括从国内方面以及国际方面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问题。

中国的两大战略第一个战略是“新思维方式”，第二个战略是“可持续性发展”。这个新思维是指杜绝那种旧式的冷战思维的方式，要接受那些新的有创新性的，以创新性的方式来接受新的想法，以便来应对我们上面所说的三大挑战。这两大战略还有两大关键要素，第一个是“系统性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人力资源”。第一个系统性的改良是指中国内部体制的改革。人力资源是指对人才进行最优的配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国的崛起往往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在崛起的过程中都会引起一些冲突或者争端。中国在这个方面希望摆脱这个历史的怪圈，找到自己最好的发展道路。

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推向了世界最为核心的位置。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带来了希望。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否将国有企业红利制度用于社保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社保力度，并且进行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需要认识到，任何制度层面上的调整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基本现实出发，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将是“战略机遇期”的渐进过程。

（作者：刘卫平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编辑：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