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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998年为《中国报刊月报》第三期所写介绍黎星文章的片段，题目是：黎星：永远的星星】
当了妈妈之后，黎星工作得加倍辛苦。休完4个半月的产假，孩子还不能入托，黎星便把女儿托付给城里一个老大妈照看，一个星期才去接一次。以后又送女儿入了全托。就在当妈妈之后的这些年里，黎星在事业上也步入辉煌：她跟着北京大学的潘文石教授和吕植博士深入到秦岭深处，登岩石，爬峭壁，寻访到大熊猫的足迹；走上青藏高原，来到日光城拉萨，采访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竣工庆典；应邀或奉派数度出国访问或采访......每一次活动之后，或者活动之中，她都会写出一组十分生动的报道，不少都刊在中国日报的头版甚至头版头条。这些年里，她还参加过北京亚运会和世妇会的报道。世妇会期间，她除负责中国日报对大会的采访外，还担任中国组委会英文会刊《世界妇女》的副总编，与同事们一道，成功地同西方媒介进行了一番较量。
也是在这些年里，她入了党，成了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晋升为高级记者，被评为"百佳"......但她依然是那颗不会夺目的星星，默默地发着自己的光芒。她实在不会宣扬自己--连她申报高级记者的材料，都是我帮她润色的。
黎星不会宣扬自己，却是向世界宣扬中国的专家。经过多年锤炼，她不仅将自己融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事业，与之化为一体，更在实践中掌握了西方媒介争夺受众的艺术。
作为中国日报文教部的主任，黎星负责着每天报纸的文化、教育、科学、艺术、考古及社会生活的两大版面。此外，中国日报每两月一刊随美国《华盛顿邮报》周末版《邮报周报》夹送的四开八页《中国专稿》，也由她主持。这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成功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刊物之一，特别值得称道。
《中国专稿》于1992年3月创刊，最初3年由美国中小城市报纸组织全国报业协会会刊《发行人参考报》负责印刷并随刊夹送发行，期发量为8000份。后来，美国主流报业集团之一的华盛顿邮报集团对《中国专稿》表示出极大兴趣，从1995年11月开始，《邮报周报》接手《专稿》在美国的印刷和随刊夹送发行。此举使《专稿》的读者陡增至27万人，而且因《邮报周报》是美国国会必读的报纸之一，《专稿》的影响力也相应提高。1996年6月，《专稿》由《邮报周报》夹送发行仅4期，黎星她们就已收到美国读者来信近70封。来信人有政府工作人员、军人、大学教授、律师、医生和学生，表明《专稿》的读者层面已相当宽泛，而且在美国主流社会有了一定的影响。
黎星从《专稿》创办时起，一直主持其编务工作，为这份直接面对美国读者，而且是较高层次读者的刊物，费了不少心血。她深知，要想赢得美国读者，在他们心目中树立真实正确的中国形象，面孔呆板，语言生硬，凌驾于读者之上的宣传，是难以奏效的。黎星始终坚持以真实而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平等平和的态度来感染读者，常常通过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把读者带进现实的中国。在关于中国军工转向民用生产的报道中，她从军工厂厂长无法为职工开工资写起，讲述了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推动下，自寻出路的过程。介绍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报道，她没有罗列这些年来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部又一部法律，而是通过人大法律委员会领导个人的经历，通过面向普通群众的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的故事，写出中国加速立法，加强法制监督，促进法制化的决心和步伐。对经济、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也决不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黎星认为，在对外报道中避而不谈矛盾和问题，只会给读者以虚假空洞的感觉，引起他们对我刊物的反感和不信任。当然，正视矛盾，并不是一味暴露问题，而要介绍政府和人民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准备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反映出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由于指导思想正确，《专稿》赢得了很多美国读者的心。多数读者来信对《专稿》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了解中国的窗口。弗罗里达州一位读者来信中，看了《专稿》，发现如今的中国与以前的中国（或者说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不一样了。一位81岁的读者来信说，《专稿》作者的语言技巧和驾御新闻的能力给人印象很深。那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也收到读者积极的反应。斯坦福大学一位资深新闻教授来信说，这些问题在美国也是媒介关注的热点问题，《专稿》对这些问题的报道能在美国社会引起共鸣，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共识。
但《专稿》随美国报纸的夹送发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介，对刺激他们的报道还是要干预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黎星总是据理力争，而且争得有理有节，使对方无可奈何。1996年夏，黎星为《中国专稿》编的一组揭露达赖喇嘛统治下西藏百万农奴受到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报道，以及揭露美国一些机构向中国倾销有毒工业和生活垃圾的报道，引起了华盛顿邮报集团有关编辑的不快。尽管双方合同并没有授予对方干预中方报道内容和编辑方针的权力，但他们以报道的"内容不实"可能"引起法律纠纷"为借口，由他们的律师出面，要求中方撤掉这两组报道。黎星一方面顶住对方的压力，以美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说明他们无权要求中方撤稿；一方面，她不厌其烦地查找出历史档案文件和各种美方不能不接受的证明材料，包括"洋垃圾"从美国港口发货的单据，说明这两组报道内容确凿。在充分的事实证据面前，美国人低头了。这两组报道不仅如期发表，而且在美国执政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随《华盛顿邮报》夹送给与会者每人一份，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宣传效果。
黎星为这次交锋的结果感到振奋。她的振奋也感染了我。"美国人有时不讲理，"她说，"这时你就得敢顶。"我深以为然。
更见一个对外新闻记者功夫的，是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独立作战的时刻。黎星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经受住了考验。
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94年底，她受中国记协的委派，应比利时经济合作发展局之邀，到比利时进行一周的工作访问。访问的"条件"，是与总部设在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荷兰文杂志《世界》合作，为该刊1995年2月号撰写一篇有关西方自由的封面文章。她用英文采访和写作，杂志负责将其译成荷兰文。
第一次去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要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完成一篇封面文章的采访和写作，已属不易。而主题又是这样一个敏感的题目，其挑战性不言而喻。黎星经过斟酌，决定从移民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她采访了比利时上至政府部门的官员、研究机构的学者教授，下至普通移民和工人等十来个单位的数十位个人，深入到比利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了解到，有近70年移民历史、占人口10%的近百万移民的比利时，多数摩洛哥和土耳其移民仍然没有进入比利时的主流社会。之所以如此，种族歧视是主要原因--移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伴随而来的是工作机会的不平等。多数移民没有选举权，甚至没有决定自己居住区内事务的权力。尽管比利时有反种族歧视法，但大多数移民没有钱请律师，也就无法得到法律援助。
与移民问题相关连的是人权问题。通过深入采访和探讨，黎星发现：许多人权问题与经济的好坏息息相关。当经济萧条时，人们总是把罪过推到外国人身上。公司、企业招聘时，老板会用古代的伪科学或所谓现代的心理学等各种手段来审查每一个应试者，甚至希望医生能预言应试者20年以后会得什么病。一位船厂的工会主席告诉黎星：在西方，可能有社会民主，也可能有政治民主，但是绝对没有经济民主。那里的体制是保障私有经济无限的权力的。他所在的船厂是比利时最后一家造船厂。由于厂主已宣布破产，一千多名工人都面临失业。
黎星也相当深入地了解了比利时的新闻从业者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在世界新闻的范围内，比利时媒介除了跟着几家主要的西方通讯社和电视网跑，别无选择，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些新闻机构经常操纵或制造新闻。在国内新闻方面，比利时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一个党派的代表人物当了某个新闻机构的首脑，这个机构的记者就不能批评这个党所代表、所推崇的观点。
一周紧张的采访过去，黎星给《世界》杂志留下了一篇长达15页的英文稿，写出了她对一个西方社会自由鞭辟入里的了解和见解，也让比利时的新闻界看到了中国记者的水平和风采。这篇文章，后来如期作为《世界》杂志1995年2月号的封面文章刊登出来。
很多朋友认为黎星是"为新闻而生"的。可是黎星当初根本没想过当记者。黎星1978年考入北外，本该1982年毕业。1981年夏，急需人才的中国日报去北外提前在她们这一届招人。总共6个名额，系里挑了十几个学生去应考。黎星丝毫没打算干新闻，所以也没准备。口试时，别的考生都能用英语同主考官大侃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和克朗凯特之类，而黎星对"你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吗"的提问，张口就说，"我不适合当记者。记者需要敏锐，而且反应要快。而我既不敏锐，反应也不快。"结果，中国日报偏偏就看上了她。真是苍天有眼！
误打误撞地闯进新闻界的黎星，如今已同新闻工作真正建立了感情。至于常年用英文写稿，在国内的知名度还不如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她倒并不在乎。她喜欢她的工作。她说，"干我们这一行，知识增长得非常快。进报社以后，我写过很多领域--文艺、文学、科技、考古、建筑等等，写的都是这些行业里‘高精尖'的东西。想想看，这些行业的一流专家给你上课，用最普通的语言讲给你最精华的知识，还不要你付学费，还让你交了特好的朋友。这真是很有意思。"
十几年保持着这种纯洁的心态，她不愧是一颗永远的星星。
（1998，《中国报刊月报》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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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黎星在加州忘我工作的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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