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2月26日评论版头条文章：中央政治局在21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的会议上，明确强调要防止今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纵观中央年初到现在所推进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让我们感到政府在遏制通胀、扭转产生泡沫危险的资金流向问题上，会打破以往年初力度轻，年末力度强的思维惯式，继续保持强势的执行力度。但是，由于内外环境的不确定，也要避免宏观调控政策用力过猛或执行时机的失误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即遏制了通胀和资产泡沫现象的同时，经济活力也随之而去的可能性。这会给这两年中国政府所取得的内外有目共睹的救市效果蒙上厚厚的阴影，增加未来经济刺激的成本和效果。为此，如何认识内外经济的不确定性，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发展经济而又能防范通胀与泡沫的政策组合拳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首先，给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的外来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环境出现意料不到的动荡，比如，目前中东、北非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就会影响全球市场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偏激行为，疯炒油价就是近期值得关注的波及效应，让它蔓延下去，就会给刚刚复苏的世界经济增添很大的麻烦。何况很多国家已经在面临各国政府挽救经济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问题上，正面临着加息和按兵不动的两难问题，前者是为了防止货币政策的滞后反应可能再会生成一个大泡沫的风险，后者是确保经济全面复苏的成果，避免过早退市带来经济再次疲软的可能性。现在油价高企更是火上加油，经济因为政策迫不得已的转向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再变得越来越大。所以，看清国外局势的变化，再动用我们的调控手段，有时候能起到非常好的“借力”发挥的效果。相反，不管外部形势变化，还按照以前的做法单纯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那么，一旦效果显现的时候，就会出现“超调”的问题，再来转向纠偏防止经济大波动的举措已经为时过晚。

二是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景气度出乎意料的向上好转，也就是政府和企业的投资产生了合力效果，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作用，比如，美国服务业的繁荣格局的形成就是借助了自己政府推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所产生的商业机会和就业增加的效果。由此又进一步形成向其他产业较大的波及效果，推动了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新兴和对外来经济走强的预期。如果欧美政府确认经济复苏的基盘已经稳固，接下来就是要避免一旦经济过热而政策反应滞后所产生的副作用。于是，美联储或欧洲央行等一旦加快加息的步伐，而我们对此举动的应对措施又没有及时做出反应，那么，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就完全有可能因为国际资本回流而受到影响，这也会干扰我们宏观调控的效果。甚至我们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其经济因为国际资本的回流而遭到重创，这样的危机案例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

三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大国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存量问题，比如，财政赤字、贸易收支失衡、拥有大量外债的机构入不敷出和汇率升值问题等，因为某个事件由头而使这些问题突然激化，再加上应对这类全球化问题上国际协调能力较弱，那么，很容易引起内外市场的过度反应，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式的放大效应。这也会使得正在努力进行结构调整中的中国面临更大的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像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起，日美英等发达国家债券的信用评级下方调整，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都不能让我们现在掉以轻心。

其次，中国经济自身的不确定性也不能小视。一是通胀压力。尤其是对于人均收入基数低、贫富差距又大的中国而言，承受无论是输入性通胀原因，还是我们自己货币超发，或流动性管理缺失所造成的通胀问题都是非常有限的，这对社会和谐以及内需培育都将产生十分不利的作用。而目前通胀形成的机制较为复杂，靠简单的货币政策很难有实质性的效果。

二是结构调整压力。这非常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金融危机后，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自然成了主基调，所以，现在，一旦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市场依赖“政策市”而发力的脆弱性就被凸显出来。因此，如何尽快将这种输血型的经济繁荣方式带出市场造血型的发展方式，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经济发展的效率，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尤为重要。但目前市场活力焕发的不确定依然很大，表现在很多产业资本被闲置下来，很多民间资本流失在外，若要扭转这一局面，只有政府通过进一步减税让利。同时，保护好市场投资和消费的环境，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进程，以及大力推进“多劳、多得、多消费”的激励机制以及相关制度的建设和相关政策有效实施的监督机制，继续加大反腐打贪的力度，才能做到中国社会民富有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有起色，而不是令人担心的大起大落的局面。

三是市场摩擦增大的压力。近期，民工荒、涨薪潮的社会现象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在今天经济环境还没有出现根本性好转的情况下靠市场自身来调节难度确实较大。如果中央政府在引导市场形成正确的通胀预期的同时，能够控制有些地方盲目投资占用劳动力资源的行为，并敦促地方政府为民工的福利改善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为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来分担他们所承担的越来越高的劳动成本、生产成本，那么，这样做所赢得的结构调整的宝贵时间，一定会为企业今后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打开其盈利空间，提高自身抗衡成本增加的生产能力，发挥出非常积极的作用。否则，企业因成本迅速增加而盈利空间受到人才、市场等约束无法相应地做出调整等不利因素，可能会放弃继续留在生产部门的意愿，这不仅跟中央期待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会因为他们的资金大量闲置在社会上的缘故，从而增加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不确定性。

总之，在当前不确定的内外环境下，治理通胀和泡沫更需要科学发展观。蛮干和单干（只依赖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胀的做法）都会让政策效果适得其反。事实上，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针对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特点，我感到需要重视以下三大配套的政策环节：一是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整（利率、汇率政策为辅）和制度建设结合的宏观调控方法；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导入正确的激励机制保证下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三是强化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协调和学术部门研究成果的社会普及工作。

比如，第一个政策环节主要是控制可能出现的金融泡沫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第二个政策环节主要是起到提高实体经济部门收益率的效果，以降低由于过剩的流动性涌向金融部门而可能造成通胀压力；第三个政策环节的侧重点则放在影响大众合理预期的形成机制上。但是，上述每一类政策的有效实施都会影响其它两类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如果能有效控制金融泡沫，资金就会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部门，才有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人们实际的收入水平，从而也就会降低因为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所可能造成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当然，实体经济部门收益的提高，若能够和人力资源的投资结合在一起，那么，实体经济增长就会给与人力资本足够高的回报，也就可以把优秀人才留在实体经济的体系中。于是大众对通胀的预期就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局面对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当然，所有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都是基于大众对政策体系的信赖和准确的理解。为此，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应该肩负起宣传和正确诠释政策效果的社会责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编辑 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