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5月13日言论版文章：第三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些旧有的分歧仍然存在，但两国也达成了共识——会谈期间总体的气氛是建设性的，务实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谨慎的。

这轮第三次对话举行的大背景是：美国经济复苏迹象频现，形势相对有所缓和，而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也相对较强劲。不过，下一次对话再举行时情况肯定就不是这样的了。

经济大环境很可能会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而“乌云密布”，因此，两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更趋复杂的形势下仍然能做到坚持好、准备好下一轮的对话。

美国国债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使得位于纽约的“美国国债钟”（National Debt Clock）突破了13位数字的显示范围，而每个美国家庭平均下来所负担的国债额度更是冲高至86000美元。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人满以为自己已经吸取了经验教训，以为经济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常态，美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本应当也因此而改变。简而言之，美国本应当增加投资、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消费。

但是今天，美国国债已经暴涨至14.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要分摊给每位纳税人13万美元的债务。归根结底，国债问题在美国既不是什么新事物，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

美国国债困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发端——在那之后，才有了克林顿-戈尔执政时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金融危机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美国国债在里根执政时期膨胀迅速，与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背景颇为相似：格林斯潘挂帅美联储时期执行低利率政策，而国家对于缩小经济干预力度、私有化和自由化态度过于随意。

美国国债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曾从二战时期118%的峰值稳步降至1981年的36%。而在里根乃至老布什执政时期，这数字几乎翻了一番，1993年涨至66%。接着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这一数字削减了10%。

但是在小布什的八年执政当中，经济方面的放任主义卷土重来，致使这一数字回涨了27%，令人瞠目。当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国债占GDP总量比重已经高达84%。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私人资本领域的损失转嫁到公共领域中来，国债再度飙升。预计到2011年年末，美国国债占GDP比重极有可能攀升至103%。

从历史上看，当国债占GDP比重超过90%时，经济增速就会开始放缓。近年来国债的节节攀升的原因有经济不振，刺激方案出台，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对恐怖主义宣战。但国债债台高筑的最主要原因是小布什当政时期实行的减税政策——减税对刺激经济复苏贡献甚微，却对收入两级分化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妙的是：国债困局不会很快就灰飞烟灭。这只是个开始而已。在医疗改革无法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美国国债将在2010年中期之后开始进一步增长，因为美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仍在不断恶化。

不久之前，美国财长盖特纳要求参众两院政治领袖们正视国债问题，因为五月份14.3万亿国债的大限将至，时间最晚也只能拖到六月上旬。

本拉登之死不久之后，盖特纳就再次写信给国会要员表示：由于“税收收入剧减超出预期”并采取了“超常规的措施”，美国能把大限延后到8月2日。

但不容回避的一点是：有些麻烦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如今，中美关系具有指标意义，为世界瞩目。尽管中国减持了部分美国国债，但中国仍然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境外债权人，拥有的金额仍然高达1.2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高达3万亿美元。

中国肯定是在一直关注着美国国债“见顶”的事态发展，中国也要求奥巴马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控制赤字规模。美国想要避免国债危机，只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了。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对于国债的新一轮辩论又将席卷华盛顿，这场辩论只会更加分散精力。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把重燃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五年出口翻番上。但是美国的两个最亲密的贸易伙伴——欧盟和日本——都还困在自家的大规模债务危机中苦苦挣扎。在日本，此番三重灾难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而在欧元区，结构性的债务危机正在恶化。

简而言之，第三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显示两国关系在不断趋于成熟，其中也出现了审慎的乐观。在未来几个月里，立足于这种“风雨同舟”的良好态势对于两国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第四轮对话很可能要面对的是“压城乌云”。（作者是美国印中美研究所国际商务研究主任丹 斯坦博克 编译 张陨璧 编辑 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