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12月23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前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成绪大使，中国前APEC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大使做客中国日报网站参加《外交讲坛》第一期节目，与网友一同回顾三十年外交风云，把脉新时期外交走向。以下是在线访谈摘要：

    主持人：有很多网友和观众来提出了问题，下面来看两段视频提问。

    提问：以今年火炬传递为例，为什么中国经济强大、综合国力提高，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与我们的摩擦反而有增多的趋势？为什么萨尔科齐这样的外国领导人一会说好话，一会又做出会见达赖这样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王嵎生：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思维的幽灵仍然在很多地方游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在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美国老把中国定位为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要对中国两面下注，他就是对你不放心，你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等等。在我看来，美国讲我们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和法国最近的做法，基本上是在“两种驱动中摇摆”，一种是价值观的驱动，一种是利益的驱动。价值观是他们的命根子，利益是他们不可割舍的甜点。他要不断的在这中间寻求平衡点，但很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因势利导。拿价值观问题来讲，其实西方鼓吹的朴实价值观，好像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价值观有很多地方也是朴实的。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的“仁爱”、“和为贵”，难道不是价值观吗，和他们讲的平等是一样的。从根本上看，价值观的问题既要看到共性，也要看到差异、特性。在共性方面我们寻求共同语言，在差异方面应该采取包容的办法。在特性方面应该尊重别人的办法，相互借鉴。萨科齐今年的做法就是在两种驱动之间摆来摆去，这是正常现象，是很普遍的。

    杨成绪：随着中国的兴起，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我觉得他们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譬如说就德国来讲，他现在是世界第三，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中国是第四，很快就要赶上他了。再从出口贸易来讲，德国是出口贸易的大国第一位，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能赶上他。过去他们觉得中国还是贫困落后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他们比还差远了，他们不急。现在有点急了，觉得中国赶上来了。

    我记得，去年德国基民盟发表了一个亚洲文件，提到一点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德国在和非洲发展关系的时候，强调一点我可以给你援助，但是你要接受我自由民主的观点。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认为中国的制度和他们是不同的，但采取中国的模式依然能够发展很快，这样就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他们现在有一点惶惶不安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更强调人权问题，更强调西藏问题。不外乎想用这个办法来牵制中国。我觉得这些问题，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随着我们和有关国家不断的沟通，我们会缓解这些问题的。但是人的心里总是有点妒嫉的，要完全消除这个问题恐怕也不行。

    提问：针对第二个问题两位大使请回答一下，什么样的人才是优秀的外交官？而且外交官这个职业对您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杨成绪：什么人才能成为优秀的外交官？首先要有底气。一是要有很丰富的知识，二是要爱国，如果你是外交官，但不爱国，那就根本不要当外交官。三是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因为你往往不是被别人看作个人，而是被当作代表国家，因此你说话要慎重，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尽量避免说错话。我觉得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王嵎生：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做外交部长的时候就提出四条，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四条在我看来仍然适用，但现在的时期，内涵更丰富了。我做外交工作有50年了，我感觉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定的才能，或者有魅力，但是做外交官，如果不能代表国家的形象，没有正确的政策，你再有才干和魅力也不行。弱国无外交，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想展示你的才华和魅力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国民党的外交官顾维钧，个人非常有魅力，但是国家当时很弱小，虽然他不满意，最后还是不得不在凡尔赛签约。个人的力量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当然，也有四两拨千斤的状况。周恩来总理当时到万隆会议上去，里面有一些力量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周恩来掌握了正确的政策，提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原则。他就充分了展示了魅力，在那种情况下四两拨千斤扭转了整个局势。

    但是如果执行错误的政策，你的魅力越大，才干越好，却越是遭人家恨。我的很多美国国朋友做外交官的时候为什么遭人恨呢？他们本人很有才干，长的很帅，但老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让对方感觉很不舒服。我们在外面做外交官什么让我们最高兴？我来举个例子。当年尼日利亚的小精英少年足球队在北京比赛，进入决赛了，不是冠军就是亚军。他的体育部长有三个领导人要赶到北京来参加开幕式，这时你怎么能够保证他们准时赶到，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包括给礼遇签证，到了机场以后直奔球场，到了球场正在奏两国国歌。我们想，即使球队不得冠军得了亚军，也值得祝贺，所以我们准备了两种贺电，一个是冠军，一个是亚军，一旦结果出来，立刻发出。当地的报道电台纷纷播出中国的贺电。我在接球队回国的时候，一路上看到尼日利亚人竖起拇指，说“中国-尼日利亚，尼日利亚-中国”。这时后我感觉中国真正赢得了世界人民的信任，赢得了老百姓的心，做外交官一定要有主动性，这是我们作为外交官最好的回忆。

    主持人：我想两位一定有这样非常多的美好的回忆。中国日报网手机用户也发来很多问题，下面请两位大使对其中的两个做简短的回答。一位手机号码是139XXXX6848，12月26日，中国将派出军舰到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由绿水向蓝水转变，这是否标志着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现在能不能说中国如今的外交政策，与90年代邓小平的16字方针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杨成绪：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了这一个问题。支持各国派出军舰对付索马里海盗。第二，索马里的政府和议会也发表了讲话，表示支持中国派军舰去。第三，这个地方亚丁湾是个要道，我们的船只多次受到海盗的劫持和威胁，我们需要维护国家利益，派军舰去。同时，我们还和有关的国家，要协调一致的共同对付海盗。我觉得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不断的加强海军，维护国家利益，同时绝不能当一个霸权的国家，而是按照国际法的准则，在联合国通过决议的情况下，和有关国家协商一致的情况之下，采取这样的行动。

    王嵎生：我觉得跟16字方针并不矛盾，有所作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分量也是在增加的。

    主持人：151XXXX4915，这位读者的问题是：作为一个80后，我可以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外交的巨大成就。不过我们国民往往用一种观点看待国外对我们的批评和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不成熟和自信，请教两位在现在的环境中，应该怎样正确引导爱国主义？

    杨成绪：我觉得不仅是老百姓，不仅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需要不断的学习。因为国际形势变化万千，发生每一件事情，它的内部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东西，需要了解历史的情况，需要了解现状。我觉得应该对所有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不是急于一时的热情。只有通过大家共同的学习和交流不同的意见，我们才能逐步对客观世界有个比较正确的看法。

    王嵎生：这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非敌即友不是我们的方针，即使是敌人，我们还想办法化敌为友。当然真正的死对头还是有真正斗争的。小布什在911后说，不是站在我这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这边，这就是很极端的，在国际上不受欢迎。在民众舆论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有正确的引导，要分清事情的是非曲折，否则走极端很容易上人家的当，他可能挑逗你一下、刺激一下，你一反击做了过分的事情，他就说你怎么怎么了。所以前面我讲了，有理还不行，还要有礼、有节，还要有冷静的考虑。

    主持人：我想不管在政府的层面，还是在民间的层面，外交都需要精准的思维、高超的战略，也需要一种务实的态度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了30年，外交也逐步掀起了神秘的面纱，走到公众视野中，成为百姓日常讨论的话题。感谢两位大使来到中国日报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网友收看《外交大讲坛》的节目。聚焦全球事实，解读中国外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