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中不乏“中国通”
在调查中，《环球时报》记者还发现，各国不同阶层人士在了解中国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泰国盘谷银行副行长巴颂博士一直关注中国经济，他不仅知道中国发射了“嫦娥一号”，还知道“阿里巴巴”和“中石油”是两家表现最强劲的中国上市公司。一位贝宁议员谈起对中国的了解时说，“你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你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我都清楚，今年还是你们改革开放第30年”。他说，大多数非洲国家的老牌政客都很了解中国。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赛义德对本报记者说，在埃及，“中国因素”越来越受重视，“向东看”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共识。
事实上，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各国了解中国的渴望也愈发高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金字塔大街附近的中国文化中心，总是挤满了埃及学生，争着听中国文化讲座、看中国电影、学中国功夫、参加中国知识竞赛。在泰国，目前除了11所孔子学院外，开设中文教学的高校已达70多所，各种汉语培训班数以千计，泰国教育部今年还计划在2000所中小学开设华文课程。泰国《经理人报》日前在北京设立了记者站，并专门开设了中国报道版块。日本NHK电视台不久前连续播放一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虽然时间是在半夜，但记者身边不少朋友都坚持看，而日本媒体甚至连李亚鹏和王菲准备再生小孩这样的娱乐消息都捕捉到了。
在英美等西方大国的精英阶层中，更不缺乏关注、研究中国的人士。他们有专门负责中国或亚洲事务的政府高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商人或跨国公司高管、多年驻中国的记者。他们当中不仅很多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有的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了解和把握，甚至比普通中国人还强。而这一部分人的对华印象和态度，在该国的对华政策、贸易和文化往来中其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正如拉格奎斯特所说，“有一种人尽管很了解中国，但出于文化上的差异，或是由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及态度是有选择的”，他们更关注中国所谓的民主、人权等话题。
误读中国有各种原因
在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卢宜宜博士看来，中西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了大家关心的问题不同。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西方社会物质生活高度发达，使人们有精力关注动物权益保护这样的事务；西方文化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崇尚，令他们对中国人权问题十分关注；而宗教和文化信仰的不同，又让不少西方人质疑中国的堕胎和死刑。张颐武也认为，由于意识形态的隔膜，一些国家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形成习惯性印象，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使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自觉地”戴上了有色眼镜。
本报驻美国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某所大学进修时，其导师要求她就中国计划生育问题做个讲座。由于许多信基督教的美国人反对堕胎，结果那天的报告会成了美国学者的“声讨会”。这位中国学者在“答辩”时举了个例子：“如果你们一家每月挣6000美元，养一个孩子时生活很好，有两个孩子时生活也不会受太大影响，可当你有五六个孩子时，你就要向政府要救济。再比如，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本来只能住一个人，可现在里面已经有了10个人，你还要硬往里面塞人，搞得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还提什么人权？”后来，这位中国学者的导师去了一趟中国，当他在长城上被挤得无处立足时，他说道，“看来我们要重新评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美国人只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有失公允，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中国想想”。
对近一两年来所谓“中国间谍”、“中国产品有毒”这样的报道不时见诸西方报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宿景祥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历史上就不系统，一开始充满虚假的东西，甚至把传说看成真实；到了近代，有了解的意图，却缺乏了解的途径。随着中国的全面开放，世界了解中国的途径大大增加，但在西方社会和媒体上仍然存在一些歪曲、不实的报道，如果这是一种无心的误解，还可以容忍，但某些媒体为了迎合西方社会对其文化优越感的认知和读者潜在的阅读期待，而刻意寻找和强调中国的负面，这样的“误读”就是宣传上的“堕落”。
够分量的大国“不会被骂倒”
“国与国之间的了解要比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困难得多”。在拉格奎斯特看来，国家间的相互了解至少有两个前提：要么有渊源，比如在历史上分分合合的瑞典、丹麦、挪威三国，彼此了解就很深；要么有利益牵扯，比如瑞典与美国及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很早以前就有往来，而且在政治立场、贸易地位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联系。“但是，中国距离瑞典太远了，即使是成规模的经济往来，也是近20年的事，再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瑞典人及其他欧洲人不了解中国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拉格奎斯特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越来越多以及互联网提供的海量资讯，外国人对中国浅层次的误解会慢慢消除，那时候，别有用心的人再要刻意“误解”中国，就会变得没有市场了。 张颐武也认为，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实力和中国适应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是一个彼此磨合的过程，在互相适应新角色的过程中，双方都在学习。中国人应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国民”，要适应别人对自己的“不适应”，因为曲解和误读是必然的现象。中国面对世界的各种看法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既不能逆来顺受，也不能一触即跳。一个文化需要有自信，一个社会需要有韧性，出现误解要客观地回应，把事实解释清楚，如果真是负面事件，也要坦然面对，不要急于掩饰，更不必摆出防御架势激烈地反应。张颐武说，没必要认为只要是批评就是“辱华”，一个够分量的大国是不会被骂倒的。（本报驻外记者 雷 达 尚未迟 寇维维 陶短房 林雪原 黄培昭 任建民 本报记者 张楠伊）
（来源：环球时报 编辑：肖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