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北京朋克兴衰史
在北京地图上，五道口小得只能用一个黑点来标志。具体来说，这块方圆只有几公里的区域以语言学院西侧红绿灯路口为中心，北到韩国街，南至五道口市场，东至成府路麦当劳，西至铁路。虽然几经整改，它仍然是一块龙蛇混杂，充斥着外贸服装店、琴行、小吃摊、盗版音像店、饭店、咖啡馆、酒吧与书店的拥挤地带。然而在每一个经历过8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北京朋克运动的过来人心里，“五道口”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完全可以和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当年插旗聚义的伦敦国王街媲美。而那个只有短短不到两年寿命，位于今日轻轨铁路旁的“嚎叫”俱乐部的地位则如同纽约的CBGB俱乐部。按照它的创始人、嚎叫唱片公司负责人吕玻的话说，当时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创造的结果。
“嚎叫”生态圈
1998年3月的一天，那时距离“嚎叫”开业不过两个月，合作开吧的陈丹宇告诉吕玻，几个打扮怪异的青年为了寻找演出场所已经来过好几次。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吕玻就被再度上门的肖容、高阳、李鹏、沈岳给“震”了。“见面才知道，那种视觉上的冲击有多大，以前只有在电影或者摄影里才见过那样的朋克造型，以前谁见过真正的莫霍克头啊。”时隔许久，吕玻回忆起那一刻来仍然兴致十足:肖容穿着那件著名的“朋克照耀中国”的黄色夹克，黑色马丁靴和高筒带蓝色条纹的足球袜子，沈岳则顶着一个硕大的银色鸡冠头，还戴着假鼻环。对于这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此刻也没想到自己即将在北京地下文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大家都和别人一样听摇滚，主要是金属音乐，但逐渐听的东西就变了，因为朋克比较直指人心，简单，能够反映年轻人心里的想法。先是英国的Hard
Skin，然后就是‘性手枪’，‘冲撞’，Ramones什么的。”沈岳说。正是音乐上的共同爱好让刚刚从北航附中毕业的他和肖容、李鹏走到了一起，借助五道口遍地皆是的打口磁带以及与外国留学生的交流，这几个孩子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反叛用朋克这种前所未闻的音乐形式发泄出来。最终，吕玻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演出时间定在了周末的4月8日。“那是一场里程碑式的演出。”吕玻说，78平方米的“嚎叫”根本容纳不下多达200人的观众，“脑浊”，“A-boy”，“69”等乐队轮流上阵，凌厉的现场冲击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很快，这种热烈而混乱的景观在每个周末都成为“嚎叫”的保留节目，朋克青年和更多对朋克音乐与生活方式好奇的看客拥挤在酒吧外那条狭窄的小胡同里。“那种激情的演出状况，其程度用任何语言形容都不为过。”吕玻说，100人待在里面蹦跳，蒸桑拿，100人散落在胡同入口附近逡巡，100人呆在门口饮酒，侃大山，随时准备冲进去，音乐一响，鞋、酒瓶、汗水和衣服就开始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飞舞，虽然大家还不大会Pogo，也不知道随着乐队主唱的造势去挥舞拳头，然而每个在场的人似乎都豪情万丈。“脑浊”、“69”、“反光镜”、“A-boy”这几支人员构成互相重叠的朋克队伍逐渐以“无聊军队”的称号整体为京城“朋迷”们称道，后来这个名称通过意大利留学生蒂娜自己印发的《建设》杂志，逐渐演变成为以“嚎叫”为根据地的五道口朋克群体的统称。
以“嚎叫”和五道口为中心，这些不安定分子迅速建立了一个辐射至新街口、西单、清河的朋克生态圈，其中囊括了乐手，他们的兄弟和女朋友，郁闷清贫的高校学生，文化青年，国外留学混子，打口贩子，乃至五道口服装大棚里练摊的玩主。窄腿牛仔裤，皮衣，马丁靴，板鞋，狗链和紧身T恤成了紧俏商品。他们每天日上三竿才起，三五成群地出没在五道口各色店面，穷开心着。“我们当时服装什么都要自己做，请朋友从国外带钉、手链，然后动手往皮带、夹克上装。”当时跟着“无聊军队”死磕的赵星回忆说：“甚至自己手缝那种苏格兰风格的裙子，然后用发胶、摩丝甚至石膏水来弄莫霍克头。”“无聊军队”也有了最早一批被其大无畏DIY精神鼓舞的后继者，其中就包括王悦，1997年秋天，还在读高中的她“看了‘脑浊’的一次演出就要疯了”，感觉朋克是一种“很酷，很想成为或者得到的东西”。高考结束后，王悦就整天抱着吉他在家把玩，写歌曲，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杨帆、伊丽娜排练:“贝司接着一个15瓦音箱，吉他接音响走功放，把纸盒子放在画架子上当鼓。”1998年7月20日，这支名为“挂在盒子上”的全女子乐队第一次登上了“嚎叫”的舞台，“当时很兴奋，根本没排练就敢上场”。演出之前，王悦化了“想象中最奇怪最浓烈的妆，在两个眼睛下面用鲜红的口红画了两条血道，再用摩丝把红色的短发一撮一撮地打起来。后来就和大家过群体生活，看完演出一大堆人睡在一起，两个人睡床，一堆人睡地下，把马丁靴在柜子上摆成一排，早上大家买两盒炒饭分着吃，白天拿着罐喷做涂鸦，四处逛，对其他物质几乎没什么要求”。这波北京“全民皆朋”的音乐活动，在1998年圣诞节的“北京朋克大阅兵”演出中达到了顶峰。而当时由王迪录制，在2001年“嚎叫唱片”发行的现场Live版唱片，则成为京城朋克音乐爱好者趋之若鹜的收藏珍品。
然而，1999年1月，正在“嚎叫”如日中天的时候，吕玻却选择了离开，理由很简单：“每周只有一两天演出的时候赢利，而且场地太小，无法容纳更多的观众，所以酒吧的运作只能维持在简单的收支平衡。”尽管在陈丹宇的支持下，“嚎叫”仍然又顽强坚持了半年，充当了“蜜三刀”、“逆子”、“哎呦”等更多受“无聊军队”鼓舞启发的朋克乐队演出和宣泄的场所，但最终于年中正式关门，对于这个决定，直到今天吕玻还认为需要极大的勇气去承受:“就好比一场恋爱一样，你在最轰轰烈烈的时候选择退出，那么它是一件终生值得怀念的事情。如果它真的像CBGB那样，现在就是一个老的演出场所，那它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嚎叫’，迟早会有一个场所来充当北京朋克音乐和文化传播的中心，只是故事细节可能不大一样。而现在每个人都在怀念那一年的‘嚎叫’，那一年的每一场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