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向着一切理论权威竖起中指的朋克文化而言，三十而立是句虚妄的判断。它似乎刚刚上路，又似乎已经未老先衰。我们甚至连它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现代工业社会底层青年的自娱自乐？一场持续了30年的文化革命？抑或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阴谋？从纽约CBGB俱乐部、伦敦国王街，再到北京的五道口，一个模糊的理想像幽灵一样游动，历代地下青年只能通过它显露的只鳞片爪来揣摩朋克的真实面目。
格里格·奥哈拉在《朋克哲学——并非仅是噪音》中争辩说，和其他工业时代由于被剥夺，疏离感发展出的亚文化一样，朋克只是在走利用反讽、夸张、颠覆的话语来嘲弄社会的老路。虽然70年代英国大萧条，18岁男青年的失业率达28.6%，女青年达29.6%，朋克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压榨方面所做的批评非常简单肤浅，唯一的新意在于它反对的不仅是社会不公，更是一切被公众接受为“常识”的概念，工作，价值，种族，高尚，与艺术性。和马尔库塞晦涩的论述相反，约翰·莱顿在“天佑女王”中的咒骂只是一种天真的发泄。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跟其他历史上出现过的前卫一样，混同艺术创作与每日生活之间的界限，对现成工业产品的运用和鄙视专业技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次大战后发源于法国的达达主义。跟它们比起来，朋克是一种更加高度舞台化、戏剧化的行为艺术，它通过在公共空间展示自身，以亵渎传统来引起公众的激烈反应以达到自身的目的。
作为佐证，格里尔·马库斯在《浴室中的法西斯——朋克流行音乐史》中写道:“只有我们设法在70年代初英国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中聆听了‘性手枪’与其他早期朋克的作品后，才能了解它的颠覆性为青少年流行文化打开的空间。”然而问题在于，大众的误读，往往使朋克被扣上了自毁、粗鄙、奇装异服和暴力成性的帽子。而这些却使那些青春期躁动、急于自我实现的孩子仅仅匆忙接受了鸡冠头，皮夹克和狗链，而忽略了素食主义，反种族主义，性别平等，反托拉斯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如拉萝妮·勒布兰契在《朋克之美》中论断的那样，青少年的自我身份认同首先，并往往只能落脚在服饰和发型上，很少人能迈过这一关，修成朋克正果。这个摇身一变成为女权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前朋克女孩自己就曾在小时候看了美国朋克女子乐队Runaway的MTV后，被琼·杰特的朋克范儿迷得神魂颠倒，拿着一张乐队海报进了美容院剃了个酷头，然后高中里稀奇古怪的家伙就接纳了她。每天中午，她都逃学到被称为“仓库”的廉价公寓里，改装服饰，把渔网连裤袜故意扯破缀上安全别针，在皮夹克和橡胶外套上安插刀片，用一把修理植物的大剪刀剪出莫霍克头（Mohawk），一起读帕蒂·史密斯的诗歌，听Bad
brain和Rancid，谈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直至闹到被开除。
的确，毁灭一场革命的办法就是让它沦落为一个绝妙的商业策划案例。1982年，托马斯·弗兰克在《酷之征服:商业文化，反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中说，六七十年代商业文明为了迎合青年人的需要，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精明干练的外形相貌：“麦迪逊大道脱下了它的法兰绒大衣，一头扎进了牛仔裤、皮夹克、锁链、摇滚乐和青少年派对中去。”因为“所有的反叛，都和那个巨大的青少年消费市场紧密关联，要想打开他们的钱包，必须给予青少年亚文化以相当的合法地位并掌握其文化语言”。
有了披头士的“革命”被用在了耐克的同名概念广告中的先例，那么“黑旗”乐队主唱亨利·罗林斯成为Levis牛仔裤的模特也理所应当，更不要提已经成为高档时装品牌的维维安·维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了。同样，反叛者也在想方设法卖身投靠，在那本去年风行中国，被称为“朋克运动口述秘史”的《请宰了我》中，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一语道破天机:“我决定如何利用恶，让它以一种最终可以改变流行文化本身的方式来发展下去，由一群被定义为坏人的孩子们组成的乐队来启动这个概念再好不过了。”如同几十年后的“后街男孩”或者F4一样，“冲撞”与“性手枪”各司其职，分别扮演了朋克摇滚乐界的滚石和甲壳虫。一个冷眼讥刺，内敛谨慎，一个无法无天，破口大骂。然而比起那些后起的不肖小辈，他们总算在登峰造极的时候完成了一贯宣扬的自我毁灭:莱顿在1978年旧金山乐队最后一场音乐会上龇着一口坏牙对台下说：“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吗？”4年后，乔·斯特拉莫在新专辑《战斗摇滚》登上美国畅销单曲排行榜第8位时开除了乐队元老，吉他手与主唱米克·琼斯，宣布这位老战友是“一个完全的大骗局，从始至终都想做一个主流明星”。
在这种形势下，少数保存几分清醒头脑的朋克理论家除了独善其身，就只能不停地发出类似“救救孩子”的呼吁，亨利·罗林斯在他那本被朋克后辈们奉为圣经的《上车走人》中，告诫那些头上五颜六色却内心苍白的后生说∶“如果你真的恨你的父母，那某个人或者现存体制，就别靠着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有本事就别跟他们在一起住，然后，多知道点东西。”自从1986年乐队解散后，这个愤怒的前哈根达斯冰激凌店经理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操练着:脱口秀，电影以及独立音乐厂牌Infinite
Zero和另类出版社2.13.61;他仍然谦虚地称自己“资质平平，毫无过人之处”，并对每一个读者说，“如果我能走到这么远，那么你一定能完成它的两倍”。
相比之下，仅有不到10年历史，状态更加浮躁，心态更加幼稚的中国朋克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庆祝。“中国朋克乐队和西方一样分两种：一种是有明确商业目的、盼着制造潮流的流行朋克；另一种是从心眼里嚷嚷着要去造反的。现在看来在中国他们都没有成功。当被问及这场30年前席卷全球的愤怒浪潮在中国究竟影响几何时，曾编辑《自由音乐》与《朋克时代》的乐评人杨波轻蔑地说：“若非要说曾有过一场名为中国朋克的运动的话，它就像聋子点燃的爆竹，什么动静都没有，已经自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