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达的汽车引来了一群男孩子，年龄从六、七岁到十来岁不等，个个一丝不挂，光着脚板，朝比尔奔来。比尔一下车就被团团围住。孩子大都骨瘦如柴和面有菜色。同身躯不相衬的大脑袋、深陷的眼窝、凸出的肋骨、鼓胀的肚子和像枯枝般的四肢，是他们体态的特征。比尔好似看到一付付包着皮的骸骨在晃动。过去，他也在报导非洲饥馑的书报上看到相似的照片。然而，今天它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比尔忽然想起了在纽约、伦敦、巴黎的减肥诊所前排队，求治营养过剩的肥男胖女们。
哈定希望比尔谈谈对非洲此行的观感。沉吟了片刻，比尔说道：
“来前，我多少也知道非洲贫困，但没有身历其境，就无法体会人间竟存在这样悬殊的两极世界。一极是：脑满肠肥，富得流油的天堂，另一极是食不果腹，皮包骨头的地狱。看来，十年的世界繁荣并没有给被边缘化的国家带来好处，相反，它们还得承受工业化国家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非洲，主要就是干旱和沙漠化。这样下去，某些地方就很快要生物绝迹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接着说，“事实上，贫穷和自然灾害是互为因果的。要设法打断这恶性循环的锁链，否则他们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你们还忽视一条，”苏珊表示，“在我看来，人祸有时比天灾更可怕。种族冲突和官员的腐败不是缠在他们脖子上的另一条锁链吗？”
回到纽约，“带刺的玫瑰”发来短信，称赞比尔在非洲做了一件好事，然而又说：“非洲人贫困，因为他们懒惰。” 是吗？比尔暗自思量。他们用简单的劳动维持了简朴的生活。这有什么可指责的？真正懒惰的，是那些不劳而获和巧取豪夺的寄生虫。
午餐时，比尔问苏珊：她此次从撒哈拉返回美国有何感受。她沉思了片刻，答道：
“地球上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富裕的世界，如美国；另一个是匮乏的世界，像非洲。两者有天渊之别。美国虽好，月有盈蚀。时隔不到一年，我回到这里，发现市场萧条，生活艰难。我不知道是否又陷入另一次周期性衰退。”
“这两个世界的确无法比拟，”比尔表示，“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有富人和穷人。如果按货币比算，美国的穷人的收入恐怕比撒哈拉的富人还阔。但在我们这个富得流油的国家里，穷人照样一贫如洗，有的人连最低的生活也不能保证。经济萧条时期，日子就更不好过。我真想不通，人们创造的巨大财富，哪里去了？”
苏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头不语，继续享受她的盘中餐。过了一会儿，才肝肠寸断地说了句：
“如果美国的穷人尚且困难，撒哈拉穷人过的生活只能说连猪狗都不如！”
“你们来自世界各地，人数众多，组织名目繁杂，是什么共同目标把你们吸引到达沃斯来？”
“很简单，”娟回答说，“反对社会不公。全球化和高科技没有给世界带来和谐，反而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同那些超级既得利益者树立一个对立面。比尔，难道你不觉得，像爱情一样，社会公正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比尔笑了笑，答道：
“自古至今，社会公正就是一个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社会不公的存在无可非议，有人认为不能容忍。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极端。人类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否则世界就不会有安宁。娟，你同意吗？”
“原则上我同意。不过，我认为找平衡点不等于搞５０％对５０％的折衷。不同的利益决定不同的立场。我主张照顾大多数，特别是弱势群体。强者有能力保护自己，何须你的关照？。”
“请恕我唐突，你们这里有贪官吗?”
“当然有，但极少。我们是执政者。如果没有自觉和监督，官员很容易被权力和利益所腐蚀。幸好从一开始，我们就抓了苗头，有一个，就治一个，决不姑息，而没有等到腐败分子结成了水泥块，才用铁锤来砸。”
“许多国家也试图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但效果往往不理想。你们为什么就能取得显著成果？”
“我们不一样，比尔。我们不提倡个人致富。这样，就撤掉了某些人思想上和法律上想捞一把的护身符。这里既没有贫富，暴发户就没有藏身之地。这是别人无法学的。”
“有钱人就是阔气。这样富有的外国人，会不会引起当地人的眼红？”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贫富问题，”比尔随口应了一句，“要紧的是不要造成两极分化。在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里，外国富豪当然格外引人注目。”
“我的记者先生，你没有看见城里的五星级旅馆旁边就是不堪入目的贫民窟吗？”
“当然注意到了，“比尔回答，“可是，有什么办法？耶稣、孔子、穆罕默德等圣贤也都解决不了贫富问题。”
“我看还是观念出了毛病，”身为联合国官员的苏珊说，“如果把贫富看成自然现象，认定贫者该贫，富者该富。发展下去，当然是贫者越来越贫，富者越来越富。”
比尔承认她说的有理，但是有谁能解决世界上的贫富问题呢？联合国吗？令人怀疑。比尔只是没有道破。
（作者：杨冠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