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7月28日的《外交笔会通讯》登载了王殊会长在常务理事会上的指示：“笔会会员年龄偏大，没什么可回忆了，该写也写了。要吸收新成员，写些新书”。读后，思绪万千。

似乎笔会现正面临某种危机：一、后继乏人。外交部干部的年龄结构有断层，青黄不接，现在也反映于笔会。二、断粮之虞。这些年来，笔会会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成绩斐然。尽管“金矿”还可以深挖，材料也可再加工，但是历史毕竟不能再生，就像石油和天然气一样，开采一点就少一点。笔会的写作今后如何为继？

少数会员做了新的尝试——写时事评论。写时评要求较高：要紧跟形势，观察敏锐，文笔泼辣，还要有时间感，挥笔成文。一些同志做得甚好。我自叹弗如，不敢尝试。想的是：悠悠地、从容地，从事一些深思熟虑而又不张扬的写作，譬如说，写小说。

“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论述他为什么转而写小说时说：学术文章虽然观点一目了然，却无法反映各类事件的纷至沓来和上下关系。因此，他准备通过写小说，用“特写镜头，戏剧角度和扫射状的光线”等动态电影的手法来表现静态文字。这里，奈教授只是从表现手法的角度说了缘由。我则有另一层思考。

十多年来，在笔会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也写了一些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但总感到写作上有较大的局限性。回忆录属记实文学，在花絮的描写上可灵活些，但原则上和整体上应忠于史实，就事论事，而不能任意发挥，更不能虚构。尤其是考虑到保密要求和某些问题的敏感性，许多事情不能写，或不能放开写。一些理论性、思想性、概括性的体验更难以随心所欲写在回忆录中。小说则不同。它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人物、安排情节和制造场景。这样，许多回忆录中不便写的内容便可以隐身在虚构中，许多概念性的东西也可以尽情借题发挥。应该说，小说比回忆录有更大的写作空间和自由度。窃以为：从写文章到写回忆录是一突破，从写回忆录到写小说是另一个突破。

小说强调人物鲜明、情节动人和绘声绘色，要求作者发挥想象力和善于做夸张性的刻划。它追求文字的优美。这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论文和电文写作，侧重成品的政治性、逻辑性、准确性和言简意赅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不过，回头来看，老干部都有几十年的外交实践。我们纵观世界大局、足迹遍及天涯。我们经风雨、见世面，铸忠诚、炼纪律，既能处尊、又曾居卑。从这里，难道不能迸发出文学写作所需的思想、激情和灵感的火花来？比起某些脱离生活，坐井观天，胡编乱造的“多产作家”来，我们的天地多么宽广！这块孕育小说写作的肥土谁人能有？是的，我们文学涵养不足，文字功底尚差，但通过回忆录的写作已经有了一定的锻炼，一些作品还初具文学色彩。我们应当有自信。

文学的主体是小说。小说的灵魂是思想性。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希望通过作品，给予读者某种心灵上的满足、启迪或震撼。“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外交小说正是为了揭露矛盾、解剖世界和构筑希望。当下，写历史容易；写现实困难。写现实，弄得不好，就会触礁。这正是许多人的顾忌。然而，回避矛盾又怎能成大事？说到底，我们不是为政策而写，更不是为市场而写，而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伸张国际正义、维护马列真理。我相信，只要有这点在心，就能坦然面对世俗的误解和冷遇。担心的是：个人能力有限，夙愿难以实现。

茶余饭后，每个离退干部都有较多的时间思考问题。经过沉淀、消化和提炼，我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认识比在职时要成熟和深刻得多。某些领域，融会贯通之后，甚至可以形成飞跃。我们的精力不济，但多思和深思正是老年人的优势。对这种无价之宝，个人或组织上不予发掘与运用，岂不可惜？

如今国内有军旅文学、公安文学、儿童文学、生态文学、乡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网络文学，甚至打工文学，独不见外交文学。是因为外交与文学不搭界、外交题材过于棘手、外交部没人才，还是……？

市场经济中，出版界置经济效益于考量的首位。写书而不能出书，是从事严肃题材写作者的普遍心病。或谓：出精品就能行销。不错，民谚曰：十年磨一剑，少说也需三、五年。刚退休的同志还有时间。对正在老去的会员来讲，恐怕就磨不起了！

在天坛医院，遇到住院病友党志强。这位现年83岁的作家，多年前写过一本关于中越友谊的小说，后来又改编成电视剧本（迄未拍摄）。我们都有笔会要转写小说的同感。他的忠告是：“抓紧时间，写出来，放着，再说。”这番话既反映了老人的勇气、执著，也包含某种程度的无奈。

党老已为我们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不管征程有多么艰难，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笔会会员跟上，证明外交官是可以写小说的。

让我们翘首以待！

（作者：杨冠群 前中国驻朝鲜、阿富汗、美国和联合国外交官，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外交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