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美关系影响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在这个世纪，中日关系将影响世界合作与繁荣的质量与状态。

5月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东京日本皇宫出席明仁天皇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讲话。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东京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2008年5月6日至1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日本之行，无疑是给两国关系注入活力的开拓之旅。两国首脑互访机制的恢复和确立是拉动目前中日关系的最大动力，在经历了小泉执政5年两国关系的低迷之后，当前的中日关系正因为胡锦涛的访日而展现出“暖春”的生机，让人们对全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充满期待。

中日关系与“新亚洲主义”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双边交往既合作、又竞争，既冲突、又充满希望。这一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要在这样的关系中理清头绪，并能有所作为，最重要的拥有是一种“新亚洲主义”——东亚国家共享的历史与文化情感，以及基于这一情感萌生出来的对未来亚洲和平与繁荣共同的认知与亲近。

之所以把这样一种观念称为“新亚洲主义”，借用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的话来说，东亚的未来不是单纯的过去200年历史的延续，而是过去2000年历史的延续。基于这种文化与历史延续，中日两国对于各自的差异，本质上应该拥有超越其他国家关系的那种尊重和理解。

过去200年，如果说日本怀有某种亚洲主义，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扭曲的。比如，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偏执于“脱亚入欧”，狂妄地视亚洲和中国为“草芥”；二战之后，日本没有明确的自主国家定位，卑微地将安全托付给日美同盟。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各种思潮空前激荡。上世纪90年代初，代表日本“新国家主义”觉醒的小泽一郎提出了著名的“普通国家论”，而今天担任日本民主党党首的他，却成了自民党右翼势力主张修宪的重要反对者。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光谱来看，当年被视为日本右翼的小泽以及中曾根康弘，今天都已是温和派的代表。

未来的日本如何进行国家定位，如何从二战后软化国家意识的和平主义转向势不可挡的追求国家荣誉与力量的“新现实主义”，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但这一变数在二战结束这么多年的今天，走向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已非常低。

即便如此，决定中日关系未来的最重要因素也不是经济，而是彼此的安全与战略选择。日本的安全与防务战略需要“新亚洲主义”。今天的日本已经离不开亚洲。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经济利益的“根”已然“亚洲化”。但是，今天的日本，政治思想和价值认同的“根”并没有“亚洲化”。

福田康夫政府在推动日本外交发展上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改善与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让日本经济与价值的“根”能够尽可能“自然相连”，但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伴生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其防卫与战略选择依然还处于转型之中。着眼于全球市场和全球角色的日本，还是“根”在西方。日本外交今天最明显的特点不是“新亚洲主义”，而是强调西方价值、制度与权力结构主导下的“全球主义”。

持续稳定的中日关系需要“新亚洲主义”。如果没有“新亚洲主义”，在全球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领域，中日合作不可能真正起步，中日关系也不可能真正顺应世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