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活动的猖獗，很自然地激起原作者及原雕印者（出版者）的不满。人们的著作权和版权观念，正是由盗版本身催生的。但是，这种观念由萌生到成熟，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上面我们谈到了
第一个遭遇盗版的李觏，他在《皇类稿序》中叙及他所作的百馀篇 文章被人盗刻，接着说：“心常恶之，而未能正。”这似乎是今天所
能见到的宋人对盗版行为的最早“表态”。上引苏轼给陈传道的信，
在对盗印表示气愤之馀，发出了“欲毁其板”的呼声。但若是盗印了官府不准印行的文稿，官府可以下令禁毁劈板（这类情况在宋代很多
）；而个人的书稿被盗印，怎样才能“毁其板”呢？朱熹在许多信中都说到他试图“追毁”盗版书，但书商已四处出售，十分无奈。朱熹上距李觏已约一个半世纪了，情况依旧如故。看来，要真正做到“毁板”，不仅有全社会的认识问题，还有法律问题。
苏东坡也难逃被盗版的命运
《榜文》《执照》的著作权及版权保护理论由对盗版不满到采取
防范措施，再到运用法律手段以保护著作权和版权，似乎仅几步之遥，但却标志着观念的飞跃。南宋时，部分编著者、刊书者的著作权和版权意识渐趋成熟，他们试图拿起法律的武器，终于产生了我们前面所
说的《榜文》和《执照》。这两个文件的论述部分，代表了当时对“著作权”和“版权”的认识水平。《榜文》写道：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肆嗜利
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执照》说：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郎武，以《诗经》而两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咸宗师之。仰
山罗史君（瀛）尝遣其子侄来学，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纪》，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日《丛桂毛诗集解》。独罗氏得其缮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朝贡（樾）锓梓以广其传。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非惟以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
这两件文书，都是官府根据刻书者的申请而正式发出的公文，具有法律效力，代表了当时官、民的共识。他们对著作权、版权的重要性及盗版的危害作了详尽、深刻的分析，要而言之，有以下三点。
1、盗版严重侵害了原编著者、雕印者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包括两部分：一是编书的前期投人，即所谓“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二是印版的巨额制作费，即所谓“今来雕板，所费浩瀚”。因此，若被其他书肆翻刻盗印，必然影响原编著者、出版者的销售，造成“徒劳心力，枉费钱本”的惨重后果。
2、盗版严重损害了著作者的学术声誉。有的著作，需要作者投人“平生精力”，而作者在学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一旦被书肆嗜利之徒翻刻，往往“窜易首尾，增损音义”，而改头换面、移花结木的结果，必然使著作者的学术声誉遭到损害。
3、盗版书质量低劣，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书肆盗版的目的是“射利”，必然尽量降低成本，缩短印制周期，因而不可能做到像正版书那样“校雠精密”。盗版书不顾质量是普遍现象，前面引过苏拭给陈传道的信，已谈到了“脱误”、“误收他人之作”的问题。
以上三点，给著作者、刊书者（出版者）和读者造成的重大损失，不言而喻。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当时政府部门与刊书者相配合，打击盗版，对著作权和版权进行了理所当然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