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 “巴比”的到来，其实为国人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有效的社会激励制度、商业化运作模式，如何推动现代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最值得研究的。当前国内慈善水平，其实有点像内地股市的早年岁月，才一百多只股票，投资标的、市场容量都很有限。一旦大资金入场，不仅不会带来市场的繁荣，反而可能是闹股灾的时候。因此，即便这次国内企业家们一呼百应，响应 “巴比”倡议，那么之后，那些数额巨大的善款该由谁托管，如何运作、监管，又生出了另外一个难题和尴尬。

但是我们注意到，国内舆论在探讨中美慈善差异这个话题时，往往习惯于对比两国文化，将其归结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力量，而华人“不露财” “钱财留后代”的传统文化习性，如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中所说 “圈子意识”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国人慈善意识的淡漠。若如此，又如何解释同为华人圈子，香港人却被誉为 “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每年港人捐赠善款高达100亿港元呢？这种结论显然站不住脚。

“巴比”到来，最重要的价值，应该是让国人更加客观地认识到自身的慈善水平，而非盲目地攀比和自卑。不要忘记，美国的现代慈善事业经过200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而中国现代慈善，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至今，不过才短短十数年的历史；不要忘记，即便是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的阵痛。亚当・斯密正是目睹英国产业革命之后迅速富裕起来的英国商人阶层道德日益腐败的现状，才会将 《道德情操论》作为毕生的思想追索。具体到我们，改革开放30年，诞生了“中国速度” “中国奇迹”，但也出现了一些不法商业行为。今天社会公众对于富人慈善的期待，其实更多的是源自对于这个群体的道德质疑。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提醒的，难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真的比我们的企业家更有道德良心吗？挥舞道德之剑，是最不需要经过大脑、最最简单的事情。总是把企业家和富人们绑在道德耻辱柱上，其实根本无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