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艾滋病门诊，一些人前来检测其是否感染HIV病毒（2011年11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 摄

小玉（化名）被告知配偶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近日整天担心自己是否已经被感染了。她拒绝了朋友的陪伴，一个人到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艾滋病检测。

检测时，检测人员是不需要小玉出示身份证件的，而大约２０分钟后，有人拿着检测结果出来时，开始询问小玉的一些情况。

在与工作人员的交流中，小玉知道了自己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呈阳性，并自愿签署了一份初筛阳性告知单，填写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病史等内容。接下来，她还要进行更为详细的检测，并根据免疫功能测定情况，接受专业的咨询与治疗、心理支持、家庭内护理等后续服务。

能看到小玉身份信息的人非常少，就连艾滋病确认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也无权查看。在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只有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的工作人员才可以看到，而这个科室４７名工作人员中，有权限查看其个人信息的仅是管理组和疫情组的１２名人员。

严密的艾滋病个人信息监管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主任陆林介绍，云南从２００４年推行艾滋病实名检测至今，累计检测的人次数已经超过了１６００万。在实名制实行以前，每年云南省检测的人数只有２０万左右，而到去年，云南检测了约４２５万人次。检测的人数没有出现减少，反是逐渐增加，从来没有出现哪一个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云南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艾滋病个人信息保存和跟踪监测体系。

２００４年施行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和２００７年正式施行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都规定了关于艾滋病个人信息保密的内容。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责任人会被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陆林说，不仅从法律和规章制度上让信息保密得以保障。信息资料实现专人专柜保管，即便是公安部门因特殊原因要查阅个人资料，也需要准备写明原因的单位介绍信。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涉及艾滋病个人信息的疾控中心、医院、妇幼保健院、社区医生、社会小组志愿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非常清楚保护个人隐私的重要性。

比如在随访环节中，为了考虑到患者的隐私情况，可由患者与负责随访的疾控中心、医院、社区医生或者社会小组商定随访地点，选择在家中、医院或者其他随访平台。

艾滋病个人信息保密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跟踪监测和治疗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初筛呈阳性患者都自愿进行实名登记的重要原因。在经过初筛、确诊后，艾滋病防治部门还要对其进行个案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可能感染的途径和家庭情况，进行ＣＤ４细胞检测，判定早、中、晚期，决定是否需要抗病毒治疗，是否进行母婴阻断技术等，待治疗方案确定后每年进行一次病毒载量检测及用药效果评估，并定期发放药物和安全套。

防治艾滋病，实名制是基础之一

在２００４年大筛查之前，云南并没有实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而是以类似于流水编号的形式，按顺序给每个来检测的人一个编号，留下联系方式，取结果时只需凭借这个仅包含有年份、地区信息的编号单。

“许多人认为，这不就是艾滋病检测‘不用实名、又能联系上’么？这种做法初期很容易被人接受，但后果非常不好。”云南艾滋病防治专家贾曼红说，专业机构花费了很多力气去做检测工作，但检测出来的患者又容易丢失。目前云南总共７万多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存活，能够随访到５万多人，其中很多人就是因为以前没有实名制而失去联系。

“那时联系方式里留的假姓名、地址、电话，非常普遍，有人甚至留下‘００７’这样的代号，更有甚者还冒用别人的姓名和地址。”她说：“我们去了一个村子，按照留下的联系方式找到的人是个村长，而不是前来检测的人。２００４年初，疾控中心３名工作人员和３名志愿者分成两组去某个地方找１０个感染者，最终只找到了四人。”

陆林认为，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健康权利面前，我们应当看到艾滋病是一种行为性疾病，有其社会学的特征。国家传染病防治法有关疫情报告的法定内容里，要求报告真实身份，艾滋病也不能除外。此外，《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中也明确要求了实名检测。

陆林说，采用实名制是减少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控制手段，也是开展防艾工作和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基础。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和母婴阻断工作，首先要有免费的对象。

实名制的延伸——配偶告知

２００７年，《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正式施行，除了从法律上规定了实名制检测外，条例还规定了配偶告知等相关内容。

条例施行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及时告知其配偶或者性伴侣。如不告知的，其住所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权告知。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底，云南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超过９万例，其中，艾滋病性途径传播比例持续上升，成为云南省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目前性途径传播比例进一步上升，婚内配偶间传播情况不容乐观。

陆林说，配偶告知是有效减低艾滋病性传播的一个突破，恰恰也是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知情权的保护。就实名制来讲，在国际上，虽然有些表面上没有实行实名制，但在领取药物时需要使用社保账号，实际也就是采用了实名制。而国际上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配偶进行告知较为普遍，通过该方式增强患者的责任意识、减少性行为传播几率，可以使配偶及性伴侣的感染率下降近７０％。

贾曼红说：“推行实名制检测之初，我们也担心来检测的人会减少，但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而实行配偶告知制度后，我们的一些担忧也成为多余。一方面，全省近两万单阳家庭中，极少是因为一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造成家庭破裂；另一方面，实行告知以来，已有１．８万名配偶主动来检测。这些配偶检出阳性的则能得到更及时有效的治疗，没有检出阳性的则可以学习如何避免感染和如何对艾滋病病人进行家庭内护理。”

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市，防艾民间组织红丝带家园的工作人员小张多年前被丈夫传染了艾滋病。她告诉记者，被告知得越早，检测得越早，越能得到及时的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她说：“现在家人很照顾我，看清艾滋病只是一种疾病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现在，她不仅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还和丈夫一起，通过切身的用药体会和感受，帮助更多感染者走出阴影，逐步恢复社会功能。

来源：新华网（“中国网事”记者 李怀岩） 编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