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容忽视

迟福林指出，快速增长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现“成长陷阱”，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多数人福祉的增加，反而积累和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中等收入陷阱”是“成长陷阱”的一个方面。中国要避免“成长陷阱”，需要改变普遍存在的增长主义倾向、政府主导倾向，要防止把政府主导当成“中国模式”。

孔泾源指出，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未来10年中国进入新的发展转型阶段，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保守估计，如果经济未来10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7%，十年后翻一番，就将站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过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社会矛盾激化，许多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从国内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来看，需要尽快突破原有的瓶颈，不能被低收入的增长路径锁定。

2.“中等收入陷阱”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

与会专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根源：

过渡性体制的不确定性。吴敬琏认为，当前存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过渡性的体制，这种体制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资源约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认为，目前的发展瓶颈问题是资源问题。如果发展方式不正确，资源环境约束将会极大的影响到人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约束条件，可能是制约发展的陷阱。

收入分配不公。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之一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会引发不稳定因素，而且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导致投资消费失调，使内需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中国很难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高级顾问何伯认为，经济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都存在，但贫富差距是导致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陷阱”不仅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陷阱。

社会停滞。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社会停滞可能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贫富出现代际传承意味着社会结构出现定型化。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走出定型化与停滞化的社会，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不协调。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 N D P常驻代表罗黛琳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均衡发展。一些国家往往只关注经济增长这一“长子”，忽略了环境和社会问题，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如果未来10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等方面没有突破的话，很难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司嘉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这些国家丧失了经济增长活力，社会发展停滞。但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经济规律，并不必然发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教授认为，中国能否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未来10年中国能否有效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型。一方面，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和平稳的社会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如果丧失机遇，导致方式转变长期停滞不前，则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迟福林教授指出，增长不等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长主义导致“成长陷阱”。为此，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宋晓梧指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展望。政府和市场边界划清了，经济结构得到合理的调整；社会体制培育起来了，社会关系合理了，就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只有经济转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人口红利”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迈向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未来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要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

孔泾源指出，未来10年科学发展依赖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单靠政府的引领和推动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包括资源价格改革、科技体制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比较小，但应当建立在“三个到位”的基础上，即：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到位，如果经济结构调整能够到位，如果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到位。

■外方代表观点摘录

司嘉丽(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必然发生。韩国、日本、新加坡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经济规律。从实践看，社会生态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社会生态市场经济有自我的理念。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但不从事私人部门可以更有效开展的活动；二是社会生产基于社会团结的理念，社会有能力的人注重保障不太富有的人的机会和生活水准；三是有平等机会的理念。国家提供平等的机会，保障所有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有能力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享；四是均衡的理念。在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体系下，劳资双方通过社会结合起来，参与到与国家的对话中，实现有效的均衡；五是有社会包容的理念。经济增长和效率不是目标，而是一种工具，带来社会包容，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

罗黛琳(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 N D P常驻代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根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但一些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增长，忽略了环境灾难和社会崩溃。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从经济增长主导走向可持续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模式，需要系统性的变革。中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充分意识到三大支柱的重要性，当前是过渡的关键时期，重要的在于社会动员。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

亚行对中国长期增长持乐观态度，但也提醒面临的挑战。持续的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中国增长潜力的关键，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政府方面，承认政府在过去30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推进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不应成为未来改革发展的障碍。

普洛伊(南非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国家是不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们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南非这些年的发展，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有就业的增长和绿色的发展。

雍博瑞(瑞典前驻华大使、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协调人)

中国非常重视社会稳定，但只有建立起一个开放的社会和良好的运行机制，有社会信任和社会问责，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中国制度还存在缺失，在透明度、获取信息的权利以及问责制等方面都要加强。在社会问题上，政府可以把很多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从国家层面来看，推进法制改革对于中国改革很重要。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建设十分薄弱，政府职责尚不清楚，需要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责任。

弗敖兹(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也是最大的问题，缺乏私人投资。很多产业有国有或者是与政府相关的公司参与，使得私人投资受到歧视，很难进入；第二，产业附加值比较低；第三，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很低。目前马来西亚研发投入只占G D P的6%，导致劳动力技能缺乏，劳动生产力增长乏力；第四，官僚体制导致成本上升；第五，价格管制。阻碍了公司的成长，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