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俣的父亲是湖北石首市的公务员，目前还没退休，他告诉记者，老两口已经决定退休后不去深圳与女儿同住，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朋友圈子都在石首，在老家生活会更舒心；另一方面是觉得女儿女婿工作、生活压力太大，实在不想去给他们添负担。

“现在交通方便，我们早上出门，中午就能到深圳一起吃午饭，几乎每月都能去看他们一次。”张俣父亲说。他甚至想，将来孙女长大了，把孙女接到湖北来上学，“大城市的教育资源紧张，想上一个好点的幼儿园、学校都难，相比较起来，在老家容易上到好的学校。”

同样是外地人，张俣的公公婆婆对是否来深圳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张俣丈夫的老家在湖南邵东县，但他家在深圳有亲戚，自从儿子到深圳工作后，公公婆婆来这个城市的次数就更多了，逐渐有了自己的社交圈。“我婆婆特别喜爱玩柔力球，还在社区比赛中当过外援，但后来社区以她不是深圳户口为由取消了她的参赛资格，这对婆婆触动很大，她打算把户口迁来，成为深圳人。”张俣说。

观察自己父母和公公婆婆的“深圳生活”，张俣认为，老人要融入新环境，关键要有自己的朋友圈和兴趣爱好。“这不仅需要城市有一颗包容心，多给外地老人提供生活、娱乐服务，也需要老人有很开放的心态，主动交新朋友、乐于用新方式生活。对于已经习惯了老家生活的老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4个老人”加重了“2个大人”的赡养压力

“不给子女添乱。”是张俣父亲接受采访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他这样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平时就找朋友喝喝茶、聊聊天、钓钓鱼，每年出去旅游一两次；万一生病了，就老两口互相照顾；实在照顾不过来，就拜托在当地的侄子、侄媳妇们帮忙。“女儿、女婿都是独生子女，2个大人、4个老人，还要忙工作、带小孩，社会竞争又激烈，他们怎么可能照顾过来？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自己克服，不能给孩子们添麻烦。”

张俣父亲“不给子女添乱”的养老规划，代表了许多“421”家庭老人的想法。据民盟湖北省委调查，随着家庭小型化及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传统的“养儿防老”、“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421”的家庭大量出现，使赡养老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许多子女选择外出工作，“空巢老人”的比例日渐上升。

任远认为，社会化赡养成为必然趋势，这要求社会养老机制尽快补充完善。他建议，一方面要尽快打破养老体系的地区分割管理状态，让异地养老的老人也能享受到平等的养老福利；另一方面加快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机制，建设足够的养老社会组织，规范发展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市场。

据民盟湖北省委的调研，我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的床位总数只有266.2万张，仅为老年人口数的1.6%。有专家估计，今后10年内我国养老机构的收养量不会超过老年人数量的10%，机构收养能力十分有限。在服务方面，政府开办的福利性质的敬老院、民办养老院虽然价格低廉，但设施相对简陋，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通常三位老人共住一个房间；而中高档的老年公寓由于前期投入大、成本回收慢等原因，目前数量也极其有限，市场占有率不到1%。

张俣父亲也注意到身边的老年公寓等社会性养老机构。“有专门的人照顾，老人们之间有共同话题，但这样的机构还是太少，提供的服务也太简单。”

介于社会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之间的新模式——居家养老悄然出现。这是以社区为依托，以完善的网络服务系统和平台为载体，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化人员与社会志愿者相结合的方式，为社区内的老人开展服务。在杭州市紫阳街道，1.5万余名60岁以上的老人通过这种模式，已经可以“足不出社区”享受到洗衣、送餐、理发等6大类50余个项目的服务。

“看现在的发展趋势，社会养老机构肯定会越来越多，服务也会越来越完善，如果价格和服务合适，我们也会考虑接受社会机构养老。”张俣父亲说。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