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真漂亮！”一进门厅，一眼就看见正面墙壁上大镜框里，镶嵌着一幅20吋年轻女子的彩照：她端庄秀丽，灿烂的笑容后面，闪耀着青春的活力和迷人的光彩。

现年76岁的赵改香老人说，这是她当年刚刚担任太矿集团刘胡兰小组组长时留下的纪念，距今已有52年了。

人退休以后，尤其是到了晚年，总会不知不觉地回忆起过去的往事。赵改香老人1953年一参加工作就到了太矿的女子车工班，别看她当时只有17岁，可干起活儿来风风火火，手脚十分麻利，没几天就被大伙儿推选为组长。“那时候的小组一般都是以组长的名字命名，所以我们女子车工班就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第二年她刚满18岁，就入了党。“这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早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等政治口号是那么激励人心，每一天、每一分钟都让人热血沸腾。到了大跃进年代，像‘男人都是赵子龙，妇女赛过穆桂英’等口号更是十分流行。于是，我们小组又改名叫‘穆桂英小组’。1960年‘五四’青年节那一天，太原市总工会和团市委正式把我们命名为‘刘胡兰小组’”。说到这儿，赵改香一脸的幸福。

多少年来，社会上对“幸福”一词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可在赵改香老人看来，她担任刘胡兰小组组长的那5年间最幸福：“1960年是条件最艰苦的年代，我们每月36斤粮食，每顿饭只能吃个半饱，还要想方设法节余下一部分支援男工。前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更使我们义愤填膺。我们勒紧裤带咬紧牙关，非要为新中国争这口气不可。我们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全组40多名职工，全部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大家珍惜厂里一点一滴财物，凡是地上的废铁，哪怕是一颗螺丝钉也要捡拾起，面纱洗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到碎了不能用为止。在劳动竞赛中谁都不甘落后。往往是白天8小时下了机床谁也不回家，都到钳工班帮助男工干活儿，天黑了又继续干到深夜，深夜了还不回家，继续干到天明，月月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那你们一天24小时不睡觉能受到了？”记者问。

“是的，在一般人看来，人不能不睡觉，但我们全都是靠意志来支撑。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找块旧麻袋找个犄角旮旯迷糊上一半个时辰，醒了继续接着干。后来不知是谁提议说抽烟能提神，于是姑娘们一下子全都抽上烟了。这办法还真挺灵的，可后来染上烟瘾，戒起来真难，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几个老姐妹仍然在抽烟。”老人忍不住朗声大笑起来。

赵改香说，当年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更没有什么津贴之类的东西，唯一能拿到手的就是每月40块钱的工资。刘胡兰小组成立后的第二年，她的大女儿出生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把刚过满月的婴儿托付给母亲，自己依然一头扎在车间里。为了多超产，孩子、家庭，什么都顾不上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自己的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为共产主义理想付出多少都在所不惜。

老人告诉记者，在刘胡兰小组成立的第5年，她提升为车间副主任，以后又担任了太矿工会副主席。“接替我的职务的第二任组长名叫蒋金娥，这女孩子更是个‘拼命三郎’，干起工作来简直不要命。由于常年劳累，她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不能走路了，还让人把她背到车床旁边，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可惜两个月前她不幸永远离开了我们……”说到这儿，老人落泪了。

分别时，外面已是万家灯火。与记者同行的太重文明办副主任赵大江从挎包里取出了此前出版的杂志和报纸，上面登载着赵老师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刘胡兰小组历任7位组长个个神采奕奕，笑面如花。看到这些，就连老伴徐一平也激动不已，连连道：“太好了！这是我们今年收到的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来源：中国日报山西记者站 （通讯员 曹克顺）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