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主张国家“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

格林柯尔的倒掉使得“国企民营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滞。

然而，时隔5年之后，与“国退民进”相对应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却卷土重来。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当前的并购重组，到底是产业的正常重组还是“国进民退”？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目前发生的重组案例是一种正常的产业重组，只不过由于重组的双方有国有资本的介入，从表象上看表现为‘民退’，其实‘民’也没有‘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大家众口一词质疑“国进民退”是不对的，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国进民退”现象。

张世贤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产业重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或者经济实体，在这个时期通过破产重组，既是生产力的一种重新组合，也是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金融危机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表现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重组那些行将破产的、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这很正常。”

王志钢更是一语中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产业调整中的‘进’与‘退’是一个过程，而判断‘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应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考量，应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简单谈这个问题，都太偏颇。”

“国有企业”概念早已更新

探讨国有企业的“进”与“退”，都逃脱不掉国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国有经济定位在上述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是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越来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在里面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在当前急需明确。”张世贤说。

在张世贤看来，国有经济定位，首先是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国家掌握了这些产业，有利于产业的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高，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其次，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企业办社会，到变成唯利是图的企业，再到现在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说明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增加就业、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作用都是无可替代。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国有企业。从四大银行到中移动、中粮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应该说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张世贤说。

张世贤进一步表示，对国有企业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说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编辑：段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