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类积极判断相对照：《今日美国报》指出，中国人对汽车的追捧不仅在重塑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了环境方面的担忧；德国《世界报》则认为，中国的实利主义气息浓厚。

这些问题，对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中国提出挑战。在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中国还面临着收入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不完善、教育资源不够平等的诸多问题。德国《时代》周刊记者花久志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关注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与他们一起从北京挤火车回家，跟着他们到深圳玩具厂工作，了解他们遇到的艰难法律境地。

他说：“这些农民工更愿意叙述自身生活发生的小小改善。”虽然，作为农民工，他们的生活比起很多人来讲还是艰辛的。

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使花久志感到，“中国在出现社会福利国家的萌芽”。“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得比以前更好，更有尊严。”

“改革开放成功的事实告诉我们，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个正确的道路。”陈东林说，“‘共同富裕’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贯彻的方针政策。”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主流是依靠集体致富光荣，个人发财致富可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先富”与“共同富裕”，使富裕成为体现和释放个人能力的标签；江泽民在世纪之交又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着力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富裕观。

近两年来，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正在关注有关“贫二代”和“富二代”的问题。这场核心指向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的讨论，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由中国共产党引入中国的“共同富裕”理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少分析家认为，这个创新的提法至少表达了两个积极信号。一是出台更多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相对还不够富裕的最广大农民阶层，实施减免税费、扩大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等重要政策；二是造就更多的中产阶层，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几天前，中国立法者刚刚将“投机倒把”从现行法律中删除。有观察家认为，这一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词汇的隐退，折射出中国人用各种手段投资而“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理念刷新。

“‘共同富裕’是个前无古人的艰巨任务。”陈东林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只有解决了‘共同富裕’的问题，才能说中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中国改革才能说获得了最终的成功。”

编辑：宁波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