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不是知青，但我们都有爱国的一颗心。——武诚

我与祖国共奋进--庆祝建国60周年述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党的88周年生日刚刚过去，又迎来了伟大祖国60周年大庆。作为一名与共和国同风雨、共患难的老党员，回想起过去，更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衷心地祝福我们的党更加先进，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

一颗红心跟党走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与从西安败退的17万国民党军，进行了著名的"扶眉战役"，完全解放了关中，一举歼灭国民党4个军6个师和另外6个团共43万余人，再次解放了宝鸡，为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奠定了基础。

当时，我还在岐山县中学读书。著名的"扶眉战役"就发生在扶风、眉县、岐山一带，我的家乡就是战场，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认清了国民党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的腐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指战员，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勇敢善战，严守纪律，爱民助民，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激发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爱，成为我投身革命的巨大力量。

1949年7月的暑假，我已按耐不住心中梦想，约了几个要好的同学，直奔县城，向军管会提出报名参军。当时县领导告诉我们，军校已随军转移，军队和地方都是革命工作，就将我们介绍到了宝鸡分区干校青训班学习。在学习期间，干校党组织在我们学习期间，不但学习了《中国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内容，还吸收我加入了新青团员。要求我们要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在思想上要向更高的方向努力。

1949年12月，我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是党组织对我的极大信任和鼓励，当时我刚满18周岁。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一颗红心跟党走，革命到底不回头。开始了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同奋进的革命历程。

1950年1月我被分配到岐山县工作，围绕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产等党在解放初期农村的各项中心工作，发展团员，提高阶级觉悟，建立团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由于我们团的工作比较出色，很快我被推荐为团县工委委员。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前进方向

1952年6月12日，我们接到新青团西北工委通知，要求被选调自愿去边疆的干部在西安集中，到达西安后，新青团西北工委罗毅书记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教导我们要树立远大理想，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组织我们学习了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我爱祖国等爱国书籍。

学习班即将结束时，党组织告诉我们，当前，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新的解放区急需大量的青年干部，你们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和新青团员，在那里你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好儿女志在四方，祖国需要你们，解放区欢迎你们，相信你们不会辜负党的嘱托，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动员令就是战斗的号角，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优秀的积极分子在党需要的关键时刻怎能退缩和迟疑，我首先报了名，表示要积极听从党的召唤，那里需要我，我就去那里。组织征求我意见，去新疆和青海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远的新疆。

随后，经过三天的整编，我们学习班全体人员连同家属一共28人被编为第三批赴新疆干部青干队，并指定我为该队的党团支部书记。6月15号，乘坐一辆大卡车告别西安，踏上西去的征程。

西去的路途遥远而漫长。刚开始，我们在车上还可以看到路边的田野和村庄，随着长途的劳累，我们的激情在逐渐地减弱。车在不断地向西行进，离家乡也越来越远，每天在车上十多个小时路途，加之天气炎热，一路颠簸，28个人一辆车，我们队伍当中不但每个人的情绪在发生着变化，同时对西去的决定也产生了动摇。

队友来永祥是咸阳人，是家里的一名独子，在西去的途中，使他对家里的老母更是思念倍增。思前想后，他决定改变注意，放弃去新疆的决定。随后他采取了逃跑的办法，不辞而别独自离开了队伍。

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准备出发时，怎么也不见来永祥。我赶紧叫人到处寻找。该找的都找了，还是没找着。为了不影响队伍的整个进程和计划，我和支委商定，由程培琪和曹振英带领队伍继续前行，我和风启周就地寻找，约定在酒泉会面。三天以后，我们在兰州火车站终于找到了准备返回咸阳的来永祥，但他任我们怎么说都不愿跟我们继续走，我们只好将他交给了甘肃省团委。

我们的汽车继续向西行进。当我们的汽车过了兰州，进入河西走廊，原先的田野变成了沙漠戈壁，车上所有人的情绪也降低到了最低点。每当汽车到一处休息时，就有人闹情绪、耍脾气，特别是一些随团家属，思想波动更厉害。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带队干部都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消除疑虑，继续前行。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向西行进，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去的新疆有多远，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当我们的汽车走到嘉峪关时，我想起了王维的诗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当时我在想，我们要去的新疆虽然没有我们的亲人，但有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在等待着我们一起战斗，一起工作，建设我们的祖国。想到这里，更增强了我们去新疆的决心和信心。

为了按时到达目的地，统一队员的思想认识，鼓舞士气，我提议让会讲故事的同志讲故事，会唱歌的唱歌，会说笑话的说笑话，以缓解旅途的疲劳。

在行进的途中，我们不但要克服日常的疲惫和恶劣天气外，还要防止"乌斯曼"匪徒的惊扰。在接近新疆东大门星星峡时，为了行进的安全，组织还特地安排了解放军武装护卫，将我们编入一起进疆的西北土改大队车队，才安全地到达了哈密。7月底，我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终于到达了迪化市，现在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维护祖国统一，打击民族分裂是新疆稳定的基石

新疆远离内陆，自古以来就是国内外分裂势力瞄准的目标，新疆虽然已和平解放，但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并没有停止，特别是在南疆各地，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还十分猖獗，这就需要大批的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向民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社会稳定。

我们这些进疆的党团员到达新疆后，又被派往各地市，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开展工作。当时，对新疆的面积之大还没有感性的认识，党组织征求意见问我去那里工作，我想都没想就要求组织派我去最远的地方工作，随后，我就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派到了距乌鲁木齐两千多公里的和田地区皮山县团委工作。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首先要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尊重民族生活习俗，练习骑马，吃馕，适应干旱的风沙气候，总之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严峻的形势历练了我，淳朴的感情感染了我。很快，我从一名热血青年锻炼成长为一名维护民族团结，打击民族分裂、维护边疆稳定的坚强战士。

1954年12月31日晚，和田专区劳改队砖窑中队发生一起反革命暴乱。暴徒在阿不都依米提的带领下，聚集暴徒百余人，手持大头棒等凶器趁我警戒疏忽，夜幕时分闯入劳改中队，当场打死2名干部，7名战士，夺走步枪8支，随后又胁迫劳改队汽车司机驾驶汽车向和田城进发。当汽车开到和田城附近时，驾驶员急中生智，以"汽车发生故障"为由下车逃脱，跑步十余里向专员公署报告，公署派公安大队前去平叛，当即击毙匪徒2人，逮捕暴徒30余名，缴获匪"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以及布告旗帜，油印机，木棒等一批反革命暴动罪证。但是，暴乱匪首阿不都依米提却侥幸逃脱。

为尽快抓捕逃匿的匪首阿不都依米提，自治区副主席杨和亭亲率工作团来和田地区，在和田、墨玉、洛浦3县开展声势浩大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教育活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批判阿不都依米提搞民族分裂，破坏民族的罪行，提高群众的觉悟。并对造谣惑众，煽动民族仇视的少数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

1959年初，为了加强全地区的民族宗教工作，地委将我调入了统战部工作。根据地委的安排，我们率先在全地区召开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整风学习班，上百名有代表性的宗教界人士参加了学习。在这次学习班上，除进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教育外，着重揭露批判极少数宗教上层人士利用宗教外衣进行违法活动，特别对阿不都依米提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进行了集中的揭发和批判，团结绝大多数的爱国宗教人士，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在强有力的攻势下，墨玉县雅瓦乡十大队宗教人士日介普，交代了他在自己牛棚地窖隐匿匪首阿不都依米提的罪行，这个情况当时和田地委书记黄诚同志得知以后，他兴奋异常，迅速组织力量进行了现场搜捕，昔日被信教群众奉为"神仙"的匪首阿不都依米提竟未费一枪一弹被当场擒获。

和田地区从1954年首次反革命暴乱，到1959年3月3日阿不都依米提被抓，4年期间，平息反革命暴乱4起，预谋暴乱22起，均被我公安及时侦破，并未造成大的损失。也正是有数以千计各族干部的共同努力，才使南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更加稳定。

我和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

1958年6月28日,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库尔班·吐鲁木,并和这位75岁的维吾尔老人亲切握手留念。当时的《人民日报》不但刊登了"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长篇通讯，同时还配发了大幅照片。"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通讯和照片还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库尔班·吐鲁木热爱毛主席的故事，还编成了话剧和电影。从此，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就传遍了天山南北、全国上下。

我不但是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吐鲁木的见证人，同时还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虽然这一难忘的历史瞬间已过去50多年，但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场景还不时地浮现在眼前。

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一位普通农民，从小在地主家干活，受尽压迫剥削、过着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的凄苦生活。1949年底，解放军进驻新疆于田，使他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他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于是他萌发了去北京看望毛主席的强烈愿望。

1957年春，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在和田地区检查工作时，得知库尔班·吐鲁木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动人事迹后，王恩茂勉励他安心劳动，做乡亲的榜样，并表示"有机会一定让你去北京"。

1958年5月，和田地委选派了189名优秀农业社主任、技术员和劳动模范，组成参观团准备进京参加全国农具改革展览会，库尔班·吐鲁木名列其中。当时我任和田参观团的秘书，当库尔班.吐鲁木他得知可以随团去北京见毛主席时，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还领我看了他要送给毛主席的礼品，不停的问我何时能去北京，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

到达北京后几天，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28日毛主席正式接见参观团全体成员。消息传来，大家都非常高兴，不少人都跳了起来。于田县的同志帮库尔班.吐鲁木将衣服洗干净，连同他的红布腰带也洗的干干净净。在住处，他高兴得跳起了民族舞。晚上，很多人躺在床上睡不着，有手表的人不时地起来看表。库尔班·吐鲁木也激动地一夜未合眼，他把带给毛主席的礼物放在床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惟恐沾上一丝尘土，细心地用外衣盖上。他不只一次地起床看着天上的月亮，期盼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28日大约12点左右，我们乘坐大客车到达中南海。在毛主席住处，有一个专门接见群众的小草坪，绿草如茵，好似一张绿色地毯。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依次排好队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说，毛主席来了，顿时场上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只见毛主席他老人家迈着稳健的步伐朝我们走来，并向大家招手致意。在场的所有人情绪激昂，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库尔班·吐鲁木更是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几次要走出队列却被人们拦住。毛主席、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与代表团同志合影留念后，毛主席朝库尔班·吐鲁木走来。库尔班·吐鲁木也快步走出队列，走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行了民族礼。毛主席向库尔班·吐鲁木伸出了温暖的大手，库尔班·吐鲁木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毛主席通过翻译询问了他的名字、年龄和生活情况。这位75岁的维吾尔族翻身农民终于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恩人毛主席。随后，他随毛主席来到藤条圆桌旁，桌上摆放着库尔班·吐鲁木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看了他的礼物后，用浓浓的湖南口音说："谢谢你。"毛主席和库尔班·吐鲁木合影留念。

就在毛主席与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动人时刻，新华社高级女摄影师侯波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顿时传遍了新疆，传遍了全国。

十年浩劫难幸免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所在的新疆和田地区也难逃厄运。在文革中，各地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遭到严重破坏，党政领导干部受到围攻、批判和关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文化大革命"却在这个边陲小镇开展的如火如荼。

文革前我在和田县肖尔巴格公社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该公社是当时和田地委抓的农村"五好"建设样板公社，因此，在农村发展各个方面都走在了全区前列。同时公社也就成了和田地区的对外窗口，参观、学习的样板。1966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在新疆自治区领导赛福鼎、林渤民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肖尔巴格的"五好建设"工作，对我们所做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表扬。

文革开始后，我以黑样板的"走资派"被打倒，被批斗和关押。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和王光美握手"竟然也成了一大罪状。因此，我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在此期间，挂牌游街也成了家常便饭，不但经受了肉体的折磨，同时对我的精神世界造成严重的摧残和打击。我反复被"解放"了4次，直到1973年底，才被重新安排工作。"文化大革命"成为了我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

"文化大革命"，保皇派和造反派的斗争从初期的文斗发展到了武斗。为了揪出党内的"走资派"。在全国各地，一大批担任领导干部的好同志被打倒。我这个公社党委书记自然也难逃厄运，炒家、批斗都成了经常事，有些老革命不忍造反派的折磨含冤离世。

1969年，和田的武斗虽有些缓和，但社会秩序仍未恢复正常。全城还在军事管制下，零星冲突时有发生，社会生产处在瘫痪状态，市民一般都不敢出行。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我，虽然不能正常工作，但公社的事还时常挂在心上。

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得知公社插队知青过冬取暖问题还没解决，我决定去看个究竟。却遭到了家人的坚决反对。当时两派的冲突还在继续，兵荒马乱的，这个时候出去太危险。但知青的取暖问题又怎么办呢。我思前想后，还是说服家人，怀着侥幸的心理决定去公社看看。

我绕过据点几公里来到了公社，刚给他们安排好了取暖的炉子、烟囱等生活用品后，就被公社武斗人员将我围住。他们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砸了我的办公室，还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我不从，他们就用一条布腰带将我的眼睛蒙住，左右挟持将我押到了他们的武斗据点，关进了"监狱"。光天化日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随便抓人，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如今却发生在了自己身上，想起当时就像一场噩梦。

到了晚上，屋子一片漆黑，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接着，两个武斗人员端着油灯，手持步枪走进了我的房间。其中一人大声喝道：你是不是黄诚的黑爪牙？你是假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不认识国民党。话音未落，只听到"砰"的一声枪响，被打落的墙皮落在了我身上。这一枪让我更加愤怒。我大声喊道："我就是共产党员，那些乱杀无辜好人的才是国民党"。恼羞成怒的武斗人员见我顶撞，端起步枪就向我刺来。我本能的一躲，刺刀戳穿了我的衣袖，另一名武装人员又将我拉到了一边，嘴里不停的嘟囔着，说这是给你的见面礼，还说要扫扫我的威风，尝尝他们的厉害。

在关押期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劈树根、扫院子，每逢集日或星期天还要挂上牌子、带着高帽、敲锣打鼓喊口号游街示众。一日三餐，一次就一个包谷馕、一碗凉水。不管怎样，白天还有个活动的余地，到了晚上，空荡的屋子一片漆黑，孤身一人没床更没有棉被和火炉，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寒风袭来，只有用穿在身上的棉衣御寒。到了深夜，只好卷缩在墙角打个盹，冻醒后就在屋子跺跺脚、搓搓手，每天就这样一直熬到天亮。

当时心想，我为革命努力工作有什么错，他们颠倒黑白，这样待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当时，我想到了逃跑甚至自杀。但又想，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更让我丢不下的还有家人和幼小的孩子，想到这，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活着出去。是非、黑白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被关的两个月中下了三次大雪。记得那是在1969年2月17日的农历春节，大年初一正下着大雪，老伴带着不满10岁的女儿步行20多里来"监狱"看我，还给我带来了水饺，看管人员还不让我们直接见面，隔着大门两米外的地方让她们母女俩与我对话，他们还怕在饺子里藏字条，把本来就冰凉的饺子翻了个乱七八糟，这也是我被抓以后第一次见到家人。思念之心无法用语言表达，送来的水饺虽然冰凉，但我期盼见到亲人的心是炽热的，我狼吞虎咽的将水饺吃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个春节。

一天，武斗人员把我和被关押的公社秘书托合地巴海拉到院子中间，没问几句话，手持棍棒的武斗人员就对他一阵毒打，脚腕被当场打断，凶手正要把目标转向我时，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一名农民模样的青年，迅速将我从现场拉到了另一个房子，并示意我静静蹲下，千万不要乱动。也不知过了多久，就是在这位淳朴维吾尔族青年的保护下才使我躲过了一劫。事后我才知道，这位维吾尔族青年也是被造反派胁迫来到这里的。

1969年3月，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军管会的干预下，武斗人员才放我回家。屈指一算，我在这里已经整整度过了59个日日夜夜，当时出来已不成人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憔悴不堪，仿佛乞丐一般。想起当年的日子，仍不寒而栗。

天翻地覆看发展

1978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我所在的和田地区也和全国一样，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和田地区经过各族人民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全区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和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喀什至和田的铁路正在加紧建设，这必将对和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纵观走过的60年，有欢乐、有坎坷、更多的是收获。在新疆工作期间，我亲自参加了解放初期的各项改革和建设；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祖国发生的变化。

我与共和国一路走来，可以说，我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和田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我不但是和田繁荣发展的建设者，同时也是和田历史发展的见证者。

我爱我童年的故乡，更爱我为之奉献的第二故乡--和田。那里有我曾经走过的山山水水，也有我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挚友，我和各族干部结下的深厚友谊，应该说这是我在新疆工作的最大收获吧。

60年风雨沧桑。我与祖国共成长，我与祖国共奋进。

2009年8月3日于宝鸡

编辑：关晓萌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