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60周年，也是我投身文学一甲子。

1949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年。我们三野文工团元旦还在战壕里给战士们唱歌拜年，春节就在徐州参加淮海战役庆功大会了。过了春节向南进军，走到安徽停下来，学习“约法八章”、“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文件作入城准备。学到人人都会背，就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经六合扬州，直奔八圩港，投入“百万大军渡长江”。过江后，沿江阴、常州、苏州前进，直到攻入上海。

在上海完成宣传接管工作，转往南京军区总部，组织和参加一个又一个演出，庆祝全国政协闭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喜报频传、欢笑声中匆匆穿过历史转换的桥梁，离开了农村，告别了战场。

这一年我刚满18岁，进入成人行列。喜庆的热潮过去后，意识到自己面临个新问题：看来数快板、演活报那套本事，离开战场没处用了，以后我还能做什么呢？入城后文工团吸收了一批音乐、表演等专业人士。原来按部队编制的团、队、班，也要改编为戏剧、音乐、舞蹈等业务组合。我演戏形象差，唱歌跑调，舞蹈连跟头都不会翻！哪一门是我的专业呢？部队倒是有过一个批示，可以保送有中学学历的老同志去考大学预科。可我连初小四年都没上完，总不能再去上高小吧？班长茹志鹃知道我的心思，她说：“别苦恼，我替你想过了，你的发展前途就是自学写作。你这几年写歌词、编活报已经打下点底子。以后抓紧时间多读书，坚持写，只要能吃苦，就有希望。再苦也不会比咱们鲁南突围苦吧？”

她的话我从来遵从。文工团没我什么活，就利用时间读文学名著，摹仿名文练习写作。有天在刚创刊的《文艺报》上看到一则“征文启事”，题目是“我怎样作文工团员”（大意）。我是在文工团长大的，并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这时团里正准备纪念淮海战役一周年。我就把在淮海前线写的日记整理成篇，寄给了《文艺报》。但没敢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不久在第八期《文艺报》上作为“征文”的头一篇发表了。文章前附有“编者前记”，给该文以肯定，还向部队文工团员致意。《文艺报》是刚成立的“中国文联”的会刊，当时很有权威性。战友们看到后都为我高兴，连领导都说：“小邓，应该给你记一功啊，你让咱三野文工团露脸了。”又提醒我：“你可要继续努力，千万别冲昏头脑啊！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路途虽长，但总算上了道。1949年底我到北京，在赵树理同志主编的《说说唱唱》边学边写，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成长》。1952年被保送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原名研究所）学习。这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培训基地，专收来自部队和解放区写作上有一定表现，但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在两年时间内，以中外文学史为纲，系统学习了从希腊、罗马、诗经、楚辞，到现当代的文学作品。重点当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代革命文学，除精读、泛读，还要边学边写。由丁玲、艾青、张天翼等导师担任辅导。

听课、读书提高了文化修养，导师心授启发了艺术悟性，写作自然会登上新台阶。1956年在沈阳《鸭绿江》任编辑的同学来信约我写篇有新意的作品，我写了篇爱情小说《在悬崖上》。当时这样作品很少，我是带点冒险的心情来写的，不料发表后一炮打响。杂志售完后又续印。中国作协的《文艺学习》转载时，还请张天翼老师给以评议。作品红了，人也受到注意，社会活动多起来，如海底沉沙冒出水面，虽说不上头晕目眩，确也有点暗自得意。

但冒出水面，又被推上风口浪尖：转过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因小说“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又和刘绍棠、从维熙等文友经常聚会，就随他们一起戴上右派帽子，走上劳动改造、脱胎换骨的长远路程。

此后20多年，包括“文革”时期的境况，无须多讲。只靠两件宝物帮我熬过低谷，一是革命战争经历：茹志鹃说的“鲁南突围”。我们二十几个文工团员，在前面洪水挡路、后面敌军追击、几乎赤手空拳情况下，竟然冲出了重围，追上了主力部队！靠的就是革命意志和乐观精神。有过这种经历，还有什么苦难熬不过去？二是在文学讲习所养成用脑子记录素材、背忆文学名著的习惯。在没书可读、不敢动笔的日子里，把生活感受思索成文章，把读过的名著用回忆代替复读。这种职业习惯，保住了写作基因。1972年在新闻广播中听到陈毅同志辞世的消息，炸了心似地痛苦，无人可以诉说，我就独自回忆在新四军时和军长的接触，经过时间的筛选，重要的情节离得越远看得越清了。处境稍好后，我把回忆起的零散小事，用笔记下来，写完压褥子底下，烦闷时拿出看看，作为感情的宣泄。

“四人帮”被粉碎后，茹志鹃来北京开会，我给她看了这些纸片。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她看了非常激动，要我改写成小说，改完寄给她。我说：“20多年都不准发表我的作品，改小说作什么？”她说在会上听到中央新的政策精神，看来局面要有变化，改出来也许有发表的机会。想不到国情变化比她预料的更快，待我改成小说《我们的军长》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出来时，报上已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一阵阵春风吹得百花齐放，1978年第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被评上了一等奖，意味着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我获得了第二次文学生命。

许多销声匿迹20多年的作家，很快都像冬眠初醒般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唱出了歌声，亮出了风采。在兴奋狂喜之中，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从深渊中被救出来，我总要为国为民有所报答。《我们的军长》是偶然之举，并没想长期执笔。可除了写作我还会什么呢？我感到写作是危险行业，若只是平常地写写，不必再冒这个险。要写就要把它当作人生价值的体现，写出自己的特色，为读者增加点有益有趣的精神食粮。王蒙写新疆，从维熙写大墙，陆文夫写姑苏市井，文友们都各自亮出了绝活。上哪里找我的特色呢？作品源于生活，我要找出自己生活积累中与他们不同之点。第一不同之点，我是在军旅生活中长大的，战争题材我已写了一些，《我们的军长》就是沾了这个光，但不能老端着一个碗不换。第二不同点是我对老北京比较熟悉。北京作为数百年的首都，有独特的语言民俗、生活韵味。普通市民家庭生活变化，常跟整个国家命运连在一起。写好一个普通北京人的故事，就能从其背后看到国家的历史进程。这个题目我还没试过，不妨写两篇试试。于是我就用北京话写了《话说陶然亭》，发表后反响还不错。我就在新时期文艺政策支持下，在读者鼓励下，把积累数十年的市井素材喷发出来，连续写了《那五》、《烟壶》、《寻访画儿韩》……这一系列。其中三篇和《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两篇军旅小说合起来，连续五次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这几年可算我个人写作的旺盛期。

恰在正写得得心应手之时，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我意外地当选为主席团委员，组织要调我到作家协会作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当时朋友们为我祝贺，但好友林斤澜直率地说：“我看这对工作和你个人来说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是失很难说，可能是失多得少！”其实我自己何尝不这样想呢？正在写作兴旺时期，放下笔作行政，当然不情愿。可是我又想，没有党和小平同志的英明政策，我哪里有今天。一定是组织上需用人才调我。写作是我回报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方式，听从分配作行政也是一种回报方式。一个党员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把个人的得失放在首位。这样，我就在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议论声中走出了写作圈子，干起了从头学起的新岗位。

如今又20年过去，回首一望，我原来已经制定好的写作计划，包括几篇已经构思好了的小说都未能完成，虽有遗憾，但我并不后悔。我总算尽了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没有虚此一生。剩下的日子，能写还写，能作还作，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编辑：关晓萌 宁波 来源：人民日报（邓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