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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石首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当6月17日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才注意到这个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有记者的走访过程中发现，当地吸毒现象比较严重。

来自当地政府2008年10月的一份政务信息显示，由于石首地处湘鄂边境，交通方便，流动人口多，近些年毒品形势日益严重，因毒品引发的刑事案件已经占到整个刑事案件的50%以上。

事实上，有记者在连日调查中听到，当地市民对出事地点，也就是永隆大酒店的经营状况议论纷纷，酒店附近的居民说，酒店生意一直很差，私下还做涉毒生意，这在当地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

在永隆大酒店后墙的窄巷中，记者还见到了大量散落在地上的注射器，市民猜测，这些注射器是酒店出事后店方转移毒品时遗留下来的。

此外，据永隆大酒店对面一家健康门诊的主任介绍，每天到健康门诊服用“美沙酮”的就有100多人。据石首公安局禁毒大队曾经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当地吸毒人数连年上升。目前，石首市受过处罚，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八九百人，而实际吸毒人员预计在3000人左右。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者占到70%左右，而吸毒者人群也由最早的南下打工者当中的个别颓废者、无业闲散人员、个体户，向包括医生、演出人员、金融工作者、公务员在内的在职人员蔓延，这样的现状也成为许多石首市民的心痛。

记者采访时，在永隆大酒店背后的一条街上，一个商店老板说，经常在大白天就能看到许多吸毒人员，还有人说，他的朋友曾经在永隆大酒店的6楼拿过货。

今天媒体报道了荆州市委书记指示，彻查酒店背景，那么永隆大酒店里面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们也期待有关部门最终能够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周主任您好。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你好。

主持人：

发生在石首这件事情，关心这件事的人，如果只是跟这个小伙子有关系的人我们可以理解，但从事情的发展来看，迅速的就有跟这件事情毫不相关的人来围观，而且马上卷进来，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周天勇：

我想这应当是一个群体事件，这个群体事件与可能民间的一些涉及到的征地、拆迁、污染、务工、欠薪，以及一些农民家庭的生活，比如说医疗、上学的生活困境等等，可能这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可能很多民众有一种情绪，我想这是一个。

所以像这种突发性的事件，这样一个社会的环境，所以当地政府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了解民情，很多工作要做在前面，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有一些信息要公开、透明、及时地披露。

再一个就是要疏导，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好，谢谢周教授。

岩松，刚才其实问周教授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是不是也是表现了当地群众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怨气？

白岩松：

其实在近几年的时候，不管是从上面还是到我们媒体记者，还是所有的民众，大家都在适应一个新的词，也是防范一种新的状况，这就是群体性事件，但是任何群体性事件之前，其实先都是一种酝酿了很久的群体性情绪，因此如果只等到群体性事件才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晚了。既然群体性事件之前都有一个慢慢酝酿起来，根据各个地方的状况不同，比如瓮安事件就有因为采矿等等所积累下来的一种群体性情绪已经慢慢积累，更何况现在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矛盾、社会的情绪也是一个快速积累的过程，最后总结经验，往往它是以某一个案件作为一个诱发，最后把社会的情绪突然聚集到这一个点上，大家可能带着各自不同的情绪来，但是在这一个点上，集中反映了可能对司法不公正的一种怀疑，对地方政府不能秉公执法的一种不信任，但是我觉得越是怀疑，越是不信任，反过来越要用公开、透明、迅捷和按法来办事这样的一种策略来对应，没有任何其他的解决之道。

主持人：

所以有句古话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还有一句就是要明察秋毫，这对当地的干部提出来的就是，你如果不注重平常的一些表现的话，那么事到临头来的时候，你可能就失去了控制这种事态的能力。

白岩松：

其实你说在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可能大家从总体上来说想得还是明白的，要不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头接连搞了3000多县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来中央进行培训。我觉得两方面的因素，一种是情况发生着变化，社会群体性事件在已经累积起来的某种社会情绪当中，有可能因一个又一个诱发点，就像瓮安的那件事和这个24岁小伙子自杀一样，它就成为一个引爆的点，这种情况今天是石首，明天可能还会换一个地方。因此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才要做这种相关的培训。

另外，总结出了一定的经验，尤其这些经验是跟过去的处理方法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也担心，在这样的3000的书记和公安局长培训的时候，他们听进去了多少。

主持人：

这次不就是一个例证吗？

白岩松：

对，一是听进去多少，二是有没有认真听。

我有的时候也会去做这种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当下午进行培训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很多的学员其实是带着中午的饭局回来的，他们在关注着到北京来之后一些公关的行为，其实在听你讲的时候能听进去二三就已经不错了，当然我说的是局部的人。

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是机械地听，比如说像石首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了瓮安的前车，为什么没有之鉴，前事为什么就忘了，不能成为后事之师，可能他有侥幸心理，觉得我这个事跟那个不一样，我这样处理就能处理完了，就有结果了，结果越做越大。

另外一个，骨子里头没有一种对老百姓和社会情绪的真正的了解，我觉得这是最致命的。

另外有一点，今天这个节目恐怕要说，县永远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跟古人提出七品芝麻官一样。我今天查了一份资料，1986年5月21日，事隔23年了，当时中央召开了一个关于群众信访工作的座谈会，其中明确的有这样一些话，要把县里的信访工作当成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而且要主动，要把这个事情在县里头就解决，不能再往上去变得越演越大，要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原来这样的事情不是这几年才关注，23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准确地放在县里。

目前中国的县城是一个的确社会矛盾、社会情绪积累非常严重，既不是最落后的，也不是最发达的，非常准确地代表着目前中国改革所处的这个阶段的特性。所以我觉得县里的领导人的工作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