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7月22日报道：中国官员通常在退休后都会失去“媒体宠儿”的地位，但前民政部救济司长王振耀显然是个例外。自辞官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以来，他比以往受到更热烈的追捧，尽管他在官方任上时就已颇引关注。

王自认为从中国慈善事业的管理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很有意义，从此可以为慈善做更多实在的事，尤其在当下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

在政府任职时，王就因其对慈善领域率直坦诚的言辞而颇受关注和欢迎。在王看来，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的慈善系统面临多重挑战：官方对基金会的控制以及官办基金会的垄断；专业素质不够高，效率低，而且不透明；另外社会缺乏一种慈善的精神。王的新工作将更直接地面对这些难题，这使得他比从政府辞职前更加忙碌，也经常被各个论坛邀请以致在其间马不停蹄地奔走，连接受采访也得靠在中间的间隙挤时间。

根据国际上的标准，一个完善的慈善体系有三个阶段：首先要及时公布捐款数额；再则要适时公示用款进展以及对捐款人及时回馈；还要对不同领域的信息进行分类加工。

从本质上讲慈善之于中国并不应成其为一个问题。在两千多年儒，道，佛的熏陶下，中国人并不缺乏对社会的责任和帮助人的热情。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帮了谁或怎么帮的这个问题很不满意。根据中国慈善捐赠信息中心的调查，在991家公募基金中，只有28%公布自己的财务报告。

公募基金的运转由此看来并不正常，因为他们大多受政府控制或干脆就是准官方部门。这些地方官僚主义当道，募集资金全靠行政支持，因此对公开自身募集的资金信息就很漠视。这种态度完全不尊重捐款人的尊严，更谈不上研究他们的精神需求。

行政干扰在慈善的运转流程中几乎无处不在。理论上讲，获得承认的基金会可以在任何时候募捐。但每当大灾到来大家纷纷捐款时，政府又总是跳出来指定那么几家有政府背景的作为资金接受方。

王认为这于法无据，而且政府的这种“指导”让很多基金会的运作既低效又不透明，也阻碍了私募基金会通过正常的资金募集变得更专业。当然同时也是有时人们感觉“被捐款”的原因。

中国慈善的落后还表现在捐款高峰一般出现在大灾之后。这更多体现了一种救灾的心情，而非普遍的慈善精神所支撑的对社会随时随地的相互帮助。

王认为有必要对社会公众施加一种善意的压力，比如让他们为纪念某为英雄掏钱买一束花之类，这样既有社会意义，提高慈善意识，又能募集资金。王自己曾在希思罗机场巧遇当天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人人都佩带鲜花，当然王也挺“配合”地掏了一英镑纪念他国的英雄。

另外，王呼吁富豪们应该给自己每年的捐款数额定个量。这既是个榜样，也供给社会一个参考。这种态度应该拉近他们在穷人心中的距离。

还有让公众增加对慈善的理解也很重要。慈善允许无私的奉献，但慈善本身是需要资金运作的，公众并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捐的钱没全花在项目上而有所抱怨，当然有个前提是基金会必须及时公开帐目明细。

王呼吁政府放松对民间慈善基金会的限制，放开竞争，这样大家才会基于平等的募捐权而竞相提高自身的效率和透明度。

至于人员方面，中国目前不到两千家的基金会只有两万人，王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一百万专业人员。就基金会数量而言，美国光慈善基金会就有110万，中国把所有的民间组织加在一起才40万。

在立法支持上，王认为中国慈善的发展不是缺法，而是相关法律执行不好。比如捐款人根据规定应该免税，但税务局在计税时却没有扣除捐款额，甚至有部分捐款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捐款是免税的。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免税，这也有助于鼓励大家捐助的热情。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7/22/content_11033781.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中国日报记者  何伯霖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