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视剧VS小说

风格:

沿续小喜剧大悲剧功能

记者(以下简称记):电视剧比小说新增加了很多喜剧性的细节，像和佃农们“跳大兰花”、骑木头自行车等。这些情节会不会改变原著悲剧的风格？

朱正(以下简称朱):我认为不会。余华的小说有一种“小喜剧，大悲剧”的功力。我们电视剧非常完美地沿续他那种叙事功能。我们很多细节，如跳大兰花，很有喜剧效果，但整个剧看下来后，这一点喜剧效果对福贵这个人物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种铺垫。

情节:

小说一句话放大四五集

记:《福贵》在各电视台收视率不断创高，并且不断重播，你认为《福贵》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是什么东西吸引了观众？

朱:首先应归功于余华先生的小说，这本小说充满魅力。我看完小说，内心有一种特别难以述说的情怀。而剧本把小说中一句话的情节用四五集的量来放大，进行更加深刻更加细微的表现。看完福贵的一生后，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句话，你会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也是魅力所在。我认为是人物的命运紧紧吸引了观众。几个人物的命运线，我们电视剧版比小说更丰富。

名字:

《福贵》更符合编剧的初衷

记:《福贵》一剧没有保留作品原名，似乎电视剧里也难以找到余华的“影子”。有人说这部剧实在是太过温情了，既然是余华的作品，就应该有尖锐的东西存在，缺少了那些辛酸，余华就不再是余华。

朱:福贵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非常和气的词。我觉得取这个《福贵》比《活着》更符合编剧的改编初衷，也符合我拍摄这部作品的初衷。我就想拍出一部特别有阳光味的《活着》。活着要有阳光，才能活得健康，才有希望。

主题:

关注小人物做得更细致

记:在余华的小说里，这个故事不仅“感人”和“勾眼泪”，更注重的是关注人的生存这一主题。这部电视剧是否有同样的探讨？

朱:余华的小说并没有说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它关注的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的人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电视剧可能做得更为细致。因为我们有33集，福贵、家珍、有庆等一系列小人物的性格都在我们剧里得到了充分展示。这是一个贴近老百姓的电视剧，每个人都能在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二、电视剧VS电影

结尾:

从留点希望变个个活着

记:福贵的故事在小说版结尾是:“全家人死光光，只剩一个福贵老汉”；张艺谋执导电影版结尾没让福贵的子孙全死，留下了一点生的希望；而电视剧版结局更加阳光，以福贵参加联产承包而结束。你能谈谈这3个结尾吗？

朱:我认为余华的小说结尾非常好。但文字的东西和视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小说读者可以反复琢磨，如果余华的小说写成电视剧版的结尾，那么它会失去大批会思索的受众。而电影版的结尾与整部电影的结构非常均衡，观众看完后，有一点点希望，但是它不很明确地告诉你；如果这要变成电视版的结尾，我觉得就轻了。而电视版的结尾，我也非常满意，因为电视版的受众比文学版和电影版的受众要扩大十几倍，它是一种快餐文化，不太可能细细地品味。所以我们拍电视剧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我们的受众。

场景:

秦腔皮影戏换成花鼓灯

记:电视版和电影版的剧本环境设置不同。张艺谋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他把故事背景放在了西北的城镇，用了秦腔、皮影戏等加强人物命运的悲剧气氛；而你作为一个南方人，把故事背景放在江南的农村，把秦腔改成了安徽的花鼓灯，对于这种环境的设置，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朱:张艺谋把环境设置在西北，因为他深知那里的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电影版中的秦腔是神来之笔。而我在电视版中改用花鼓灯，我得感谢编剧。她对花鼓戏情有独钟。她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是安徽的，曾经无数次地向她描绘，花鼓灯就是“东方的西班牙舞”。在全剧里，我就把花鼓灯贯穿始终，这是我最为得意的地方。

演员:

清一色新人挑战大明星

记:电视剧《福贵》的演员阵容几乎为清一色的新人，而电影《活着》却云集葛优、巩俐等大牌演员，对于陈创和刘敏涛与葛优和巩俐这两对组合，你能作一下比较吗？

朱:这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这两对演员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葛优和巩俐的很多作品我都叹服。而电视版里，陈创演福贵很好地完成了角色的转换，特别是在前半部分。刘敏涛在年轻演员里头是非常有内功的，在扮演家珍中年到老年的时候，那种慈祥的笑是照着她妈妈的感觉来演的，我觉得戏非常到位。

电视剧《福贵》剧情简介

百无一用的地主少爷徐福贵出人意料地娶到了十分漂亮、知书达理的米行老板千金陈家珍，却在婚后赌掉了徐家的全部家产；一无所有沦为佃农的福贵，却出人意料地脱胎换骨，开始真正拥有了亲情和爱情；为徐少爷设下赌局的龙二爷接下了徐家的产业，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土改时被镇压枪决；被拉壮丁上了战场钻进死人堆里的福贵，却阴差阳错地被解放军解放，捡了一条命回来；亲耳听到枪决龙二的枪声被吓得尿裤子的福贵，却意外被评上了贫农，分到了五亩好地；以为炼出钢铁来就可以天天在大锅里吃到红烧肉的福贵，很快就面临大饥荒…… （来源：南方日报 本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邓仲谋）